2. 对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赫鲁晓夫颇多微词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一份报告，汇报了1958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改成了一个极为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且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上就超过英国了。”

就是在这种极度膨胀的气氛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甚至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一百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又提出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二千七百万吨或三千万吨。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对农业的熟悉远远胜于工业。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使他接触的都是农民，对工业知之不多。他承认自己不懂工业，但他相信，工业并非“高不可攀”。

结果呢？赫鲁晓夫认为，“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工业也受到了破坏。中国人开始缺少原料，他们工厂的设备遭到了严重毁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开始宣传机器的定额生产能力是一种‘资产阶级概念’。例如，他们吹牛说，他们用从苏联购买来机器可以生产出比苏联工厂印的说明书上所介绍的数量更多的产品。结果，机器的寿命大为缩短。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马屁精’或‘颠覆分子’并且被分配去干体力活。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赫鲁晓夫对中国当时风行一时的小高炉、小转炉这种土法炼铁的做法也颇多微词，称之为“后院式炼钢工业”。他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后筑起了小型高炉。“我们不由得怀疑用这种方式炼出来的生铁其质量和成本如何。这些土高炉的技术极端原始，中国人正倒退到人们已有几百年不用的老方法上去。这就像是一种流行病。集体，甚至个人家庭都要垒起自己的鼓风炉。”有位刚从中国回去的苏联人告诉赫鲁晓夫：孙中山的夫人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炉子。赫鲁晓夫听后惊讶不已：“我不知道她是否从她的炉子里炼出过什么生铁。”①

赫鲁晓夫还提到，1959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曾对他说：中国的炼钢工业情况非常糟，希望苏联能够派些专家到中国去帮助整顿一下。周恩来还解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合格的苏联专家，人数比目前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要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做错了，应该如何做才对。

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后决定，由扎夏季科去一趟中国。扎夏季科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几个星期之后，他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扎夏季科同志，那边的情况如何？”赫鲁晓夫急切地问道，“你给我们的中国兄弟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

扎夏季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只能告诉您一件事：对中国人捅出的娄子，他们责怪不了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我视察了他们的一个炼钢厂。他们把一切都毁了。他们的平炉、鼓风炉、轧钢机——这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提出要见见这个厂的厂长，出来的却是一个兽医。“我问周恩来：‘周同志，我们在苏联培养的、从我们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他们都在农村劳动，‘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像这位兽医这样的人，他们连冶金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却在那里管理炼钢厂。我看得出来，周自己也认为整个事儿办得有点愚蠢，但是他作不了主——‘大跃进’不是他提出来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