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之后，中方暂停发表论战文章的期限也随之结束。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八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第一次在文章标题中指名道姓地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使莫斯科明显地感觉到，自三月下旬以来，中国报纸大大地扩大了“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运动”。特别是“八评”发表后，莫斯科立即作出了过激反应，于4月3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与此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此后，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大会、小会上不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4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分裂主义纲领”。他还说，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批评我们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立场”。12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时声称要对中国领导人“给予坚决的回击”。他甚至翻开几年前的旧账，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冒险性的试验”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的经济已经紊乱，国内发生了饥饿。”

对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上述举动，一贯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泽东，决心以牙还牙。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4月3日公布的三份材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将赫鲁晓夫4月3日至4月18日的讲话中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全都摘录发表了。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说：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付吓人的架子，好像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至于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苏共领导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此时，双方的论战就像一列正处于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样，要想让它突然停止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5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严厉批评了苏共自2月以来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并且再次强调：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但是，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接着，你们又发表了两千多篇反对中共的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还差得很远。“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7月14日，被称为“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见报。半个月后，苏共中央来信，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由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接到来信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把文章做绝了”，要“下决心分裂了”。于是，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①

可惜，国际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召开，10月14日，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几乎就在同时，毛泽东在下发他1962年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内容，加上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极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