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岁月，人人自危，人人害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父亲也同样，他怕株连家属，更怕以“反对毛主席”的结论让他伤害他最崇拜的人。那个时间，他的大字报也很多，抓住他讲过什么话无限上纲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少造反派要冲击办公楼，抢保密柜，查所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甚至有人公开监视党委、常委的正常工作。

有的造反派冲进办公室甚至家里，当面质问有关领导，更有些领导脑袋上被扣上痰盂。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父亲当时疲于应付，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来京造反的学员们谈话，让他们返回学校，不要冲击机关。这种轮番谈话常常让他顾不上吃饭，一天只能睡上几个小时。

不少干部对于形势难以揣摩，父亲在工程兵会议上对将军们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过去枪林弹雨、流血牺牲都过来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只要军委没有免职，我们就要负责任地工作。”同时强调：“无论怎样不能抓学生”。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军队院校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人收缴单位印章进行夺权。父亲对他们说，党委绝对不能承认这种夺权，部队不同于地方，有很多战略机密，如果流传出去，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后来他们交出了印章。

父亲和一些工程兵的领导也曾经被关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一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造反派居然说：“陈士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总理办公室当然拒绝了这种狂妄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一场民族大动乱，说它乱，它又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运动又非常无序。1968年，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搅得天下大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维持。父亲领导的工程兵也接到命令，以“三支两军”名义参加制止武斗的行为。

父亲预感到双方都有枪，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人民军队向老百姓开枪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反复提醒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政策，绝对禁止感情冲动，开枪动武。果然，有一天机要部门送来一份工程兵驻渝部队领导同志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一个群众组织开枪打死工程兵制止武斗的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整个部队义愤填膺，一些部队的领导和战士想开枪还击。

父亲的秘书回忆说：父亲得知部队要开枪还击，非常焦虑，他立即找来“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由父亲口述起草了给驻渝部队领导人的电报，以特急形式发出，要求他严格掌握好部队，绝对不准向群众开枪。

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三支两军”部队归所在军区指挥。父亲不放心，又给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打电话，讲了他的意见，强调不能向群众开枪，不然会铸成大错。

当然，工程兵司令部机关也有人对父亲的做法有意见，认为部队不能忍让过分，要对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开枪还击。父亲不让步，说：“要坚决执行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

我感到父亲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犯最不该犯的错误，我感到特别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