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亲与谭甫仁还要从井冈山说起

谭甫仁是建国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首长，他死在乱哄哄的文革中。他与父亲相识于1928年春季，正是父亲参加的新城战役。那一次仗打得干脆漂亮，一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我父亲当时在红四军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当时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身上的财物都由他们自己保管。红四军当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俘虏中挑一些出身好且愿意跟红军走的人，把他们经过教育训练以后充实到红四军的连队中去。

一天，我父亲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这个俘虏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我父亲立即跑上楼去，想找到这个唱歌的俘虏。

《国际歌》有着神奇的魅力，父亲对我说过，他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是他一生中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和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刻，这首歌给了他那么多的鼓舞和联想。另一首就是《国际歌》，父亲说《国际歌》在鼓舞无产者砸碎旧世界而不惜牺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极，所以列宁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知道《国际歌》在无产者中的分量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亲也正是听到了《国际歌》突然拉近了与这个俘虏的距离。

但看见我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我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我父亲这一问，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澎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本来打算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奋斗到底，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

谭甫仁在逃亡过程中，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吃饭成了唯一的需求，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我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并安排了他与东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云卿见面，因为谭甫仁参加过朱云卿的部队。朱云卿此时是红四军一团的参谋长。

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2）谭甫仁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的千古绝唱

当即我父亲叫来传令兵，要他带着谭甫仁到团部去见朱云卿参谋长。朱参谋长跟谭甫仁可亲了，朱参谋长不但认识谭甫仁，还知道谭甫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东江起义中，朱参谋长和谭甫仁曾经并肩作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后来部队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由于父亲与谭甫仁的特殊关系，他多次向我讲述过谭甫仁的经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知道政委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中常常见到谭甫仁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谈论工作，那时业余时间也都被工作大量地占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