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他政治上和地位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在这一点上，父亲内心还感激过他。

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儿时他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这给他留下的苏联情结很深厚。他梦想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往那里的风土人情，迷恋动听的俄罗斯歌曲，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就打听如何能够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送回北京。说句实话，这要是一般人家的年轻人，至少可以以“投敌叛国罪”判上十几年，而大哥作为高级将领的儿子，同罪也不会同判。

可是大有大的难处，这件事情不仅基本断送了大哥的前程，而且给父亲带来极大的麻烦。那时苏联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打倒帝修反”是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声音，而“修”老大就是苏联。父亲在军队受到极大的质疑，当时总参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阶级斗争观念也很强烈，不仅不断批判，而且要让父亲承认是儿子打前站，为陈士榘出逃铺垫。

父亲感到很冤枉，他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他跟毛主席继续和修正主义干还干不过来呢，怎么可能去苏联呢？但是父亲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父亲对林彪还是心存感激的，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让父亲在政治上度过了一关。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文革后的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找过父亲一次，就是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7号他的住地。父亲回忆那个院子的氛围就像林彪的性格，没有一点动静和生气，院子里呈现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父亲很纳闷，林副主席要和我谈些什么呢？那时林彪如日中天，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父亲也毕恭毕敬地想聆听林副主席的指示。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常礼短的客套与上下级的亲情。如果见到别的老帅，几年没有交流总要叙叙旧，但是林彪开门见山，只说了几句当年流行的客套话，比如工程兵的运动是否按照毛主席对军队的指示进行的。我父亲知道他不会仅仅为了了解运动把父亲叫到家中，其中必有更为实际的事情。果然，林彪很快把话题转到他所需要的方面，由于父亲多年是工程兵的司令员，对于军队的的基建了如指掌，从大西北的核基地到中南海的地下设施，父亲都领导和参与过建设。

所以林彪先问我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兵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而且全党形成了军队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把情况介绍的简单一些。但因为几十年军队严格的纪律，总让父亲感到不大对劲。

父亲庆幸与林彪保持了距离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準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后也惴惴不安，据他的秘书回忆，他一个晚上没有入睡，就是感到左右为难。虽然父亲感到毛主席亲自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可是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父亲冥思苦索，感到这样隐藏下去终归是块心病，他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做了变相的汇报，也对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是向军队的元老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尤其父亲借着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也是想把林彪的动作变相地告诉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