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只给列宁看，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

列宁的失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有权力的人通常倾向于干涉人的思想，封住人的嘴巴，只允许发出一个声音 他自己的声音或者与他的声音同一的声音。他们都把不同的声音作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你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领袖，虽然掌握实权的人仍然推崇他是真理的仓库，但是一旦他（列宁）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一旦有权的人认为列宁的话与他们的话不一致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列宁的嘴封了起来。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可将那些人的行为理解为纯粹的自私，他们可能确实出于无私的目的，当他们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的时候，这种做法同样有害，有时甚至更加有害：因为那时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使压制不同意见的行为更加有效，更加容易引发群体性歇斯底里。

一个更为厉害的办法是，对精神领袖的话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有用的就用，没用或者不利的就同样不让出来。这是当年曾经是列宁的战友的人的做法，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要用领袖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话与做法的正当性，同时又避免了其中对自己不利的话，此时的领袖的话就成了“钟馗”。您不能说他们是多么的坏，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你我都会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是人的自然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种制度来保证言论自由，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讲话的权利，而不管它对与错。因为如果世界上只有“对”的话能够发表，那么这个世界将因为失去不同的声音而变得容易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