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人平等原则并将教育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第十一届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全会，1960年12月14日，巴黎）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Recommend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次全会，1960年12月14日，巴黎）。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位阶与效力更高的、现今作为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文件的两个人权公约，两个公约都重申了人的平等与人的尊严这一终极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13条、14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Basic Learning Needs，1990年3月5日 9日，泰国），《宣言》第3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

教育平等权在我国宪法中也有充分的根据，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了平等权，第46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宪法平等权与教育权的结合产生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教育平等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这些法律为教育平等权提供了保障。尤其是修正的《义务教育法》（2006）加强了对教育平等权的保护。

教育平等权有丰富的内容，对于高考而言（也包括不按学区而按分数录取的其他教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早由前述1960年《联合国反对教育歧视公约》第四条（甲）规定：“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要求做到：第一，各地高考分数线应当同一，在各地自主组织考试的情况下，学校对同一地区的考生应当实行同一分数标准。第二，进入高校唯一的标准是分数，不得考虑分数以外的因素，否则可能因不合理的“限制或特惠”而构成歧视；就这一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推荐”是严重的歧视。应当指出，这里的“分数”是指卷面分数，不得在考试以外增加其他的因素作为“分数”。第三，不同身份的人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不能依据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所属团体、思想信仰来决定学生就读学校。这一方面的歧视在改革开放之前普遍存在，当时所谓的“成分”是决定能否升入高一级学校特别是大学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荒唐的时代它已经过去，但是它的残余还存在。有一个地方竟然因考生父亲上访而拒绝在考生相关证明文件上盖章，从而实际上取消了该生上大学的权利；有的地方出现了好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只招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的现象，这是不能容忍的。第四，男女生在分数面前的平等，一些学校实行“男女分别排队”实际上提高了女生的分数线，这是歧视女生；还有的学校虽然没有规定，但是“随时找理由，随时找借口录取男生，淘汰女生”，甚至不惜为男生降低录取分数线。上述行为都构成歧视，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必须受理。

合理的差别对待。当然，分数面前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