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民主同样，司法民主也不能简单地从司法者是谁来理解，司法民主是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司法人员产生的制度的民主性；司法“制度环境”的民主性；司法“规范导向”的民主性；司法程序的民主性；司法权的结构及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的民主性。

1.息讼与权力中心主义

息讼作为司法目标是否可行？某县法院院长称，2008年全县2900多件案件的调解率为85.1％，该县已经连续五年无赴京上访，其中，6个法庭有2个法庭实现100％的调解率，也就是实现了“零判决”。某省高院院长直接表示：“我们是在最高法院的基础上，提出态度要鲜明，就是要以调为主；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鲜明，当调则调，当判则判。”他已经将2009年定为该省法院的“调解年”。至于零上访，特别是“零京访”成为包括法院在内的中国各级政府的最高目标已经有年头了。零判决其实是法官在零上访压力下的“滑头”选择，实则是变相的“拒绝裁判”。“零上访”、“零判决”背后彰显的是特殊的司法目标 息讼，用司法流行语来说就是：案结事了。

零上访，特别是“零京访”，其实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上访与否的主动权在老百姓，法院管不了。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要有足够的警力，相信也能做到。法律上的依据是不缺少的，有的地方改革已经将这样的东西上墙了：上访一次刑拘，二次劳教，三次判刑。如此则上访者必畏而却步。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零京访”的目标能否达到，因为“刁民”总是有的。当年河南饿死人，不允许外出逃荒，因为那有损国家的形象和社会稳定，不是还是有些漏网之鱼逃出来了么？我相信也会有良心不灭的官员允许公民上访，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是1960年代全国学习的优秀县委书记）就违反规定放兰考人外出逃生，结果挽救了不少人命。要实现零上访，最好的办法是将有上访嫌疑的人统统实行“预防性”关押，这是许多地方事实上的做法。如果说零判决是中国息讼文化的发展的话，零上访则是完全的创新。中国古代就有“京控制度”或者“告御状”的制度，以防止老百姓蒙冤受屈。朱元璋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贯彻，甚至规定了砍截访者脑袋的法律，当年浙江嵊县的一个不知死活的县官就因阻挡集体上访而掉了脑袋。不信者可看《大诰》。

相对于“零上访”，“零判决”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判决与否的权力在法院，只要法院不判，目标就达到了。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已经明确规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在调解与判决的关系上，已经从肖院长时代的“当调则调，当判则判”发展到王院长时代的“以调为主”了。前面说到，2009年某省法院已经成为“调解年”了。相信今后年年都是“调解年”，而该省的榜样将为全国仿效。法院不判，难道当事人可以自己判？笑话！所以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有制度保障的。事实上该省有些地方法院已经做到了。不过这样一来，老百姓到法院来就不是“打官司”来了，而是“求调解”来了。息讼可以通过权力做到，不过，正所谓不平则鸣，有纠纷或侵权总会要求解决，不判决老百姓当然没有办法，但是，它会催生另外一个东西：私斗，如果纠纷涉及一个群体，或者引起公愤，则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结果是案结事还是不能“了”，它换了一种方式又“回来”了，不过这次更加暴力而已。

我的担忧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2009年以来息讼闹得最凶的无疑是在“不按法理出牌”的该省。一年下来息讼的结果如何呢？请看该省自己的调研结果：

××省2006年以来的赴京涉诉上访率（当年赴京涉诉上访数除以当年结案数）不是降了而是升了，升幅还不小：2006年为0.72%；2007年1.23%；2008年1.22%；2009年前5个月为1.67%。2006年至2009年，该省进京访和集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