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上午，冲锋号吹响，红军集中了三挺重机枪，连同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第一批9名勇士每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向前。9名勇士上岸后，小船立即返回运渡第二批9名勇士。

在火力的掩护下，孙继先率17名勇士奇迹般地突破了川军一个营的把守，控制了渡口，并且又缴获了三只小船，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更令人惊奇的是，勇夺安顺场的18人（营长和另外17勇士）无一人伤亡。他们是孙继先、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事后，这些建立殊勋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宁装的奖励。

创造奇迹的，还有在激流和弹雨中奋力撑船的8名船工，以及以三发炮弹进行关键性掩护的神炮手赵章成。

不过刘伯承高兴之余，又添新愁：水流太急无法架桥，靠四只渡船，即使昼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飞夺泸定之战创造了两项战争史上的纪录

为尽快渡过大渡河，军委把目光瞄向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