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迅速崛起震惊全球，但也有重大的弱点和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看来（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首先，它是靠牺牲经济均衡发展特别是靠牺牲农业正常发展取得的。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片面增长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其次，苏联为实现自己的崛起目标，付出了重大代价。人们为经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鲜血，虽取得成绩却长期过着贫穷和闭塞的生活。在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各地普遍采用行政命令和威胁恐吓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同时将100多万户富农扫地出门，迁徙到国家东部和北部荒凉地区。集体化造成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但斯大林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不断要求扩大粮食的收购和出口。1930年8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米高扬告诉我，说收购工作在加快，每天出口100万—150万普特粮食。我认为这还不够。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等）就有落空的危险……总之，必须大大加快粮食出口。”《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2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结果，粮食产量下降，而国家收购量激增。一五期间粮食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二五期间降为7290万吨；而年均收购量却由年均1820万吨猛升为 2750万吨。1932—1933年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在1930—1933年间有将近200万人丧生，大牲口损失了4/5。许多农庄庄员流亡外地谋生，一些留在村里的人则充当了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里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中充饥。政府不能容忍这一现象。1932年8月7日颁布法令，规定对盗窃农庄财产者处以死刑，情节较轻者，剥夺10年以上的自由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一法令不区分是大盗窃犯还是为活命而偷拿谷物者，一律处以重刑。结果，许多普通农民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5个月内，根据此法令判处了54645人。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于1933年4月写信给斯大林，反映产粮区北高加索韦申斯卡亚区的情况：“在50000名居民中，挨饿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49000人”，“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总之，这个区与我们边疆区的其他几个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4、663页。 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报告说，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谈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参见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苏联人民为工业化，为国家崛起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

第三，苏联用命令和惩罚的办法管理经济，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成为苏联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苏联的这些严重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就暴露出来，引发了人们对领导的不满和怀疑。面对这一危机形势，斯大林没有采取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用镇压的办法来对付一切他认为是或可能是前进中障碍的人。其规模十分惊人。仅在1937—1938年中就有近70万人被判处死刑。遭镇压受迫害的人更远远超过此数。但随着法西斯德国战争威胁的不断加大，苏联国内的矛盾冲突被暂时搁置一旁。

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战争，攻势非常凶猛。9月就占领了南方的基辅，包围了北方的列宁格勒，10月更攻抵首都莫斯科城下。苏联处境十分危急，一些外国政府甚至担心它会战败投降。但苏联坚持住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苏联依靠中央集权体制动员组织全国力量抗敌。半年时间，新组建了400多个师，同时用150万节车厢把临近前线的企业物资搬迁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组建新的强大军事工业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提供武器装备。1941年11月7日，当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政府机关已转移到后方城市的时候，斯大林亲自到红场阅兵，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官兵们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军人牺牲916万人，平民死亡1740万人，总共2600多万人，最终与同盟国一起打败法西斯。苏联的英勇战斗为自己赢得了极大声誉，国际地位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