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实际上是被撵走的。这些人到了山里，自己搭个草棚子就住下来，生活上的苦处难处无法说。

为区别以后的几批移民，这1 7万人被称为老移民。

1958年北戴河会议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便是动员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青年到边疆去，支援那里的建设和开发。一时间，报纸广播广为宣传：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儿女志在四方。

《中国劳动》杂志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于廷栋一篇文章《谈农村青年支持边疆建设的问题》。文章说：

祖国的边疆地区地大物博,是我国最大的宝藏。那里有三亿五千多万亩土质肥沃的荒原,有大面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特别是我国上百种储量大、品位高、工业建设所最需要的矿藏,大多分布在这些地区。但这些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分布极不适应。在占全国土地面积50％到60％的土地上,只居住着6％的人口;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与阿坝等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一人到十人。由于人少地多,无力开发,使这些地区的生产建设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把这些沉睡了千百亿年的宝贵资源尽快地开发利用起来,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国家有必要号召内地的一部分青年到边疆去从事开发和建设事业。而广大的内地男女青年也热烈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投身祖国边疆的建设和开发事业。

遥远的边疆，美好的地方，成了当时很多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河南淅川成了库区周边县中移民支边的先锋。

1959年1月，按照中央的要求，南阳行署召开支援边疆建设动员会议。这次南阳地区支边的任务主要分配给平原县，像淅川这样的山区县没有支边任务。但此时正逢丹江库区移民问题没着落，南阳行署便给淅川县8000个名额。淅川地处中原伏牛山区，对遥远的边疆没有任何了解，仅仅从电影和报纸上对边疆有一点印象。蓝天白云、水草丰美、牛羊肥壮。抱着美好的理想和服从上级安排，淅川县委接受了这8000个支边的名额，但这批人不叫移民而被称为支边，所以他们也没有享受移民那份待遇。

尽管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但将8000淅川儿女送到遥远的边疆地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应该说，淅川县委对这件事情是严肃认真的。当时的县委书记梁宏江、县长李磊亲自挂帅，县兵役局、公安局、县法院、民政科、商业局、粮食局、共青团等共13个单位负责人组成组委会，副县长罗继绪任办公室主任，制定了《动员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意见》，召集了全县9个公社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干部参加的支边动员会议。对报名支边的人还有严格的条件：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壮、家务拖累不大，年龄18~25周岁。一时间，支边成了淅川县城乡热议的一个新名词。议论、新奇、担心、想去闯一闯，很多家庭为此展开激烈争论，在讲究成份论的当时，地富等成份不好的人还没有资格报名。3月5日，春节刚过不久，全县报名人数达到34893人，其中党员1137人，团员2381人，适龄青年14536人，最后审定8008人（男5565人，女2443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青海省。为了让这批人去了以后能够安定地生活，淅川县委在这8008人的职业搭配上都做了考虑，其中：

教师34人，医生18人，护士14人，邮电10人，商业19人，缝纫11人，理发25人，铁匠27人，木匠72人，泥瓦匠213人，竹匠44人，石匠24人，农业技术员619人，窑匠28人，演员130人，伴奏34人，酒匠101人，炊事员35人，油匠8人，皮鞋匠3人。

为了保证这批人的稳定，县委派出以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海申和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李纪奎等脱产干部24人（县级3人，区级8人，一般干部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