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孜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孜说。

于是凌孜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孜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就给凌孜出个主意：我们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

“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候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孜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孜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最真挚的友谊。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只花费了23万，“拍得快，3个月，那时候劳务费就省了一大笔钱，不像现在明星要价高，刘晓庆那时候在单位领的是固定工资”。另外，拍摄条件也艰苦，“住在公社的招待所，被子都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刘晓庆是南方人，她还说，这怎么还有虫虫啊？原来是虱子”。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头一次两岸三地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亚洲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依然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孜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 训导 ，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凌孜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 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 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孜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