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杭州会议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