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一部分后进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安徽全省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后进队，大约占生产队总数的25%左右。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些穷队中，如果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生产队则会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甚至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耕牛、土地、房屋全部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债。有人说，搞包产到户，会削弱集体经济，实际上，在这些穷队中有什么值得削弱的呢?过去，各级党委对这些穷队采用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都没有改变面貌，实行包产到户办法，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一大批一年翻身、一季翻身的单位，这有什么不好呢?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一般的说，在后进地方，群众没有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的号召时，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表现，也是生产责任心加强的反映。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就沾不上边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说，我们已经有20多年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一无所有的队不多了，治穷的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包产到户。上海的同志态度比较缓和一些，他们说，上海的情况与其他省不一样，上海不搞包产到户(实际上，上海郊区两年后也搞了清一色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提到1979年7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一个问题，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