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影响下，全县强迫命令事件到处发生。对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搞，我们这里不能搞。”南闸公社姚湾大队批斗了社员王同明；杨柳公社逮捕了杭头大队社员张开香、张世彩、黄安珍，关在县公安局多达15天之久。这个县迎松公社申山大队十二担生产队农民朱正启，于1979年秋天到肥西县走亲戚回家后，约了5户农民把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夏季和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朱正启在大呼隆时期，最好年景全家只能分得2900斤粮食，搞了大半年的包产到户，麦子收了400斤，早稻收了3200斤。这样的大好事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庐江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人认为，朱正启的行动“越了轨”，迎松公社人均一亩耕地，亩产千斤，不能搞单干(指包产到户)，任其发展，就要乱全县的套，后患无穷。于是，一方面抽调7名干部组成专案调查组到十二担生产队搜集整理朱正启搞“单干”的罪证材料，准备逮捕(后因公安局长认为罪证不足才未能办成)；一方面发动(实际上强迫)全大队群众对朱正启开展多次批判斗争、还指派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一名大队党支委坐镇十二担生产队，不准朱正启等5户到承包田干活，一直折腾了两个多月，致使这5户农民的晚稻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县委的错误领导，群众软拖硬抗，在秋收大忙季节，不少地方出现了罢种罢收，使已经成熟的水稻不能及时收割，成片发芽霉烂，造成全年粮食减产3亿多斤，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不少农民吃返销粮，有的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地方还发生浮肿病。到了这样困难地步，县委领导仍然在会议室里为推行何种责任制争论不休。这样的县委在群众心目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群众干脆撇开县委，自发地在全县搞开了包产到户。不少地方提出：“不管你金钟和银钟(指县委领导人)，团结起来向前冲。”对于这样的县委领导人，不但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反而提升为行署副专员。这种是非不分、不讲原则的做法，群众反感地说：“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也不影响你提干。”

1980年，安徽全年粮食减产31亿斤，主要是在包产到户动荡不定的几个地区。相反，在包产到户比较稳定的地方，几乎处处增产。如被人称为修正主义的肥西县，与庐江县边连边、地连地，在同等自然条件、同等灾害的条件下，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2000多万斤。长丰县99 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一年全县水灾之严重仅次于1954年，受涝农田50多万亩，有12万亩绝收，但广大农民奋起抗灾，大灾之年空前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41 2％。桐城县石南公社三岔路生产队是当时全县唯一搞了包产到户的队，这一年全县普遍减产，而这个队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在阴雨连绵的恶劣气候下，社员们千方百计抢时收割，想方设法把稻子弄干，粮食增产30％，而与三岔路生产队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水系、田地土质相同的邻队坚持“大呼隆”，粮食减产40％。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指示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许多干部迅速觉醒，纷纷深入基层，积极带领群众研究措施，推行多数群众同意的生产责任制，使安徽农村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