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主犯的头子江青最后一个被押解进来。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演戏，她进场时故意装得若无其事，左顾右盼地看看旁听席上的人，衣服穿得比较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有时还放在背后，好像挺神气。尽管如此，到底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空虚与紧张。我们原来估计她会捣乱的，因为在预审过程中，她一直胡搅蛮缠，大耍泼妇加“女皇”的威风，但是到了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她竟十分守规矩，并不乱说乱动，一声不吭地静静听完对他们的长篇起诉书。她还生怕漏听了什么话，把为他们准备的助听器紧紧地按在耳朵上，还常常歪起脑袋用手掌兜着耳朵用心听。起诉书宣读了约两个小时，接着又向他们宣布了法庭规则和审判程序等等。他们一直认真地听完，没有任何出轨的行动和表示，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首次开庭在下午5时20分胜利结束，我们大家都愉快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整个庭审活动中，除了每场有几百名旁听者外，在审判庭的后台，还安装了闭路电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负责同志可以在那里收看审判的现场实况和全过程，必要时也可以和我们在“前台”的人作些指示和交换意见，所以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

首次开庭以后，就由两个审判庭分别审理各主犯了。我们第二审判庭除了我和黄玉昆同志外，还有15名审判员。我们将他们分为5个小组，每3个人专门研究一个被告人。我们对每个被告的基本情况都要熟悉，3人小组对所分管的被告则要了解得更加具体透彻。开始时每个被告的罪行列得很多，平均每人可以写100条，10个主犯集中起来有1000条，但是在准备起诉的过程中，逐渐把他们的罪行减少了条数，压缩到每人平均10条，到我们审判时又加以压缩，每人只剩了3至5条。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多少，每人有1条就够判死刑了，如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这1条就可以杀他们的头了。第2条是他们迫害大批干部，其中许多人被迫害死，这个数目本来很大，后来我们就将间接被他们迫害的数字都勾掉，只提直接受他们迫害的。第3条是他们侵犯人身自由，进行诬告陷害等等，如江青授意对上海文艺界人士抄家逮捕。再如姚文元的主要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他同希特勒的戈培尔一样，是个反革命吹鼓手，从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起，就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以后接着批“三家村”，批陶铸的两本书，批所谓的“天安门事件”，这证明他早就是个反革命吹鼓手和蛊惑者。这样，他们每个人的罪行不超过5条，就很大了，就够死罪了!开始是将他们按原来的职务排名次的，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在位的时候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就被排在第一位。后来按照实际罪行一排，王洪文的位置就变了，他当不了这个头了。还有陈伯达，开始曾考虑他不是“四人帮”之一，又很早被看管审查，后来的事他都没有参与，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他们还是一伙的，他当时的讲话影响是很大的，例如他说冀东的党组织不可靠，可能是国民党的组织，这就造成了成千上万人受迫害。他同江青等人的罪行特点很接近，所以就把他排到“四人帮”的后头。这个位置对他也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