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死缓”2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国际上对此事也不再议论纷纷了，那时就可以用某种方式，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这项工作1982年底就开始做了宣判，经中央及有关方面研究后，于1983年1月25日，即对两案主犯宣判的整两年以后，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名义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1月正式宣判以后，江青等人的生活待遇被降低了，不过又允许他们看报纸了。审判期间是不准他们看报纸的，主要怕他们从报纸上知道审判的整个情况，了解各人的态度如何，防止他们可能的串供，审判结束后已不存在这些问题，也就允许他们看了。对于这些人，我们主张生活上不必太苛刻。有的人身体不好，也可以保外就医，让他们回家，还同意他们有的人同家属会面。那些人一见面，个个都是痛哭流涕，有的人特别是其家属，对他们所犯罪行表现出一股悔恨之情，他们对于党的宽大政策也是很感激的。

在第二庭受审的几个人，有的过去还是有战功的，他们现在是犯了罪，但是他们战争期间做过的好事，我认为也是不应完全抹杀的。如邱会作，长征时在总部当管理员，到达陕北以前，他生了病跟不上大队，领导上就发给他10块大洋，让他留在当地隐藏起来，以后自找生路，可是他不愿离开革命队伍，就请了个年轻力壮的老乡，背着他跟着部队走，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就是不肯离队。后来终于跟上了队伍。他这段艰苦的历史，我是清楚的，尽管现在不好宣传这事了，但是我在审判他时，还是想起他的过去。他现在毁掉了自己的未来，也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很值得人们深思。还有那个江腾蛟，他是怎样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呢?应该说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因为毛主席对他有所察觉，曾经两次否定提拔他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建议，他就对毛主席有了不满情绪，一旦林彪对他封官许愿，就死心塌地为其效劳，积极策划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前些时他的家属请求将他保回家治病，全家保证他不再出问题，按照宽大政策，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愿他们能深思一下已经无可挽回的历史教训。

这次审判，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我一生历史上光荣而重要的一页，尤其是我已经年过古稀，进入晚年了，还能参加这一举世瞩目的工作，亲自审讯并判处了我国一批当代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不能不感到十分荣幸和不虚此生。审判工作全部结束以后，组织上给我一段假期，让我到外地休息一下。我又回到我的故乡武昌。在那里，我找到一位小学时的同学，他说在审判期间他们几乎天天在电视上看见我，又说我很早就当过“法官”，这次又当法官，已经是老资格了。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过去上学时，学校排演过一出有法官的戏，因为我在同学中为人还比较正直，身材和体格上也还有点气派，就由我主演戏中的法官，在台上也审判了几个坏人。想不到当年的“儿戏”，到几十年后成为现实。

回顾起来，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从少年时期做戏剧舞台上的“法官”，到老年时期当政治舞台上真正的“法官”，不仅说明了我个人一生走过的道路和发生的变化，也生动地反映出我们整个国家的巨大发展、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尽管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我个人一直只是一个执行党交给的具体任务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一生所经历和参与过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从党内到军内的一起又一起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很值得后人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和思考的。

（选自鲁林、卫华、王刚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78—2001），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