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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1)

亲历共和国60年 作者:陈一然


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

导读: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风云多变,世界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改变了颜色。接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出现剧变。这一严重结果,给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前途蒙上阴影。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继续利用这一时机,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妄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改革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后退;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保卫政权、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是继续扩大开放,还是退回到原来的路子?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中国的路怎么走,需要给予回答。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时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首先,谈话提示了为应对改革开放可能遇到的风险必须进行社会试验的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发展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总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发展中减少风险、减少失误,较好的办法就是试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视为中国进行的社会试验。

其次,改革开放的试验要有“闯”和“冒”的精神。邓小平在视察上海谈话中指出,由于改革开放是创新,是一场革命,必然遇到阻力和障碍,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旧的思维惯性的阻滞,由于“恐资”而引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都是改革开放必须应对的挑战。因此,必须要解放思想,敢试、敢闯,通过试验,开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子。

再次,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为敢试敢闯提供了检验的尺度。这一标准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超越了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抽象争论,以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利益作为评价的基点,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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