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中央决定调整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班子。随着申办工作的逐渐深入开展以及振梁处境的改变，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申办工作了。

2000年6月20日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贾庆林邀请振梁共进晚餐，两人边吃边谈。贾庆林说，中央对北京第二次申办的态度依然相当宽松。中央的态度是，如果申办成功当然好，如不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换句话，就是不给北京施加压力。贾庆林接着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北京第二次申办再不成功，那却是“不得了”的事。他希望振梁对申奥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可以随时找他。

振梁明白贾庆林所说的分量。他也从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北京申奥支持的无比热情、海外华人的殷切期待和国外朋友的大力协助中深感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他没有犯任何差错和有任何疏漏的权利，而只有拼全力去争取成功的责任。

这次申办北京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但犹如长跑比赛一样，最初领跑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相反，领跑者除非实力非凡，往往在最后阶段被后随者超出。

振梁知道，要巩固领先的优势，必须要让多数委员从感情到理性上都认为北京应该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样的票才是“铁”的，不会因一些偶然事件而动摇。再就是不能犯任何错误。哪怕是最细小的差错，都会被对手利用。

作为顾问，振梁参加奥申委的执委会会议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必顾虑他的坦率是否会得罪人，因为他相信从领导人到同事都会理解他除了力争申奥成功外没有任何个人的企求。

振梁进入执委会多年，熟悉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规律，因此在申办过程中他也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国际奥委会的游戏规则。根据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工作的新规定，申办过程中申办城市不得邀请委员往访，也不得访问委员。针对这一形势，振梁认为，对外沟通更具有了突出的重要性。他强调要把对外宣传工作放到战略高度来对待。振梁认为，在整个世界舆论看，主要媒体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大的舆论环境很难改变，但体育界舆论形势只要工作得当得力，则存在改善的可能。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营造体育舆论环境作为重点，在积极争取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的同时，大力展开与各国体育记者的沟通工作，以便在国际体育舆论方面有所突破。从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奥申委共主动邀请和接待了境外记者240批，其中包括多批资深的体育记者，让他们了解北京的真实面貌。到申办后期，国际上反对北京申办的噪音虽然一直此起彼伏，一些西方政客也不断制造反对北京申办的事端，但是根据国际奥委会对世界体育传媒的调查研究，到2002年四五月，北京在国际体育传媒的报道分量中已多于其他申办城市，而且正面的、积极的和中性的报道也越来越占上风。

振梁还建议北京奥申委与委员的交往采取“打擦边球”的做法。国际奥委会禁止奥申委访问委员，但并没有不允许委员们之间互相往来，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可以利用本身的有利条件，分别出国面对面地做委员们的工作。中国的三个委员，即振梁和于再清、吕圣荣，加上运动员委员会的邓亚萍，于2001年3月起，分别访问过近70个国家和地区与近百名委员面对面地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