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了广州。第二天，汪精卫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隐匿起来了。汪精卫的出走，倒使蒋介石感到了压力。为了争取主动，蒋介石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自请处分”的呈文，随后离开广州。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实现了他的意图，他不仅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挤走了中共党员，而且还逼走了季山嘉。但是，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他的地位还不巩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没有苏联的援助，“面对众多敌人的广州这时是无力应付的”。而且，蒋介石还意识到，国民革命军中的多数将领“不愿意帮他独揽大权”。因此，他只有继续求助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恢复同苏联人的联系，并“在较低的程度上获得左派的支持”，蒋介石准备“尽全力作出补救”。

于是，蒋介石又开始大谈中苏合作的必要。3月24日，蒋介石听说使团要离开广州，竟然赶往使团驻地送行，并且同布勃诺夫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蒋介石表示，他愿意继续同苏联合作，希望鲍罗廷迅速返回广州。

在国民政府当天为布勃诺夫使团举行的欢送宴会上，邓演达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发表致词，他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日诸位归国，我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汪、蒋两位先生表示：今后本党本政府联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3月27日，蒋介石同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时表示，苏俄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既然为国民革命尽力，就应该努力促成世界革命。如果说世界革命的同志互相伤害，而不相互联合，哪有这样的道理？

蒋介石的公开表态，使苏联人相信，同蒋介石的合作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达到利用蒋介石的目的，斯切潘诺夫主张，应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的虚荣心。据他分析，蒋介石如果想打击左派，凭他的实力，不仅消灭不了左派，反而“足以自取灭亡”。蒋介石又是“喜尊荣及有智慧之人”，所以，他决不会这样做。因为蒋介石说过，“3月20日之事于学识上所得者良非浅鲜”。这说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蒋介石“受到右派方面反革命者之耸动”。斯切潘诺夫甚至相信，如果苏联人对蒋介石“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则3月20日之事永远不再发生。”所以，斯切潘诺夫建议，我们在这个时候应造成一种不利于发生类似于中山舰事件那样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再次同我们合作，以“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并且使蒋介石在苏联的协助下得到比现在更大的权力和实力。这就是苏联顾问团所拟定的利用蒋介石性格以“进行国民革命事业之大略情形”。为此，即便对蒋介石的要求作出让步，也“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