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日至14日，鲍罗廷同蒋介石举行了多次会谈。据《蒋介石年谱》记载，蒋介石同鲍罗廷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几次：5月1日晚，与鲍罗廷纵谈时局，约4小时余。7日晚，与鲍罗廷议事，直到凌晨3时。12日，会见张人杰及鲍罗廷，“商议党务与政事”。会谈中，蒋介石不断给鲍罗廷出难题。下午，双方商定了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13日，蒋介石拟定了“国共妥协条件”。当晚，蒋介石同鲍罗廷商谈“对共党各事”。14日，蒋介石同鲍罗廷再次磋商“国共协定”。鲍罗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蒋介石解释说，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虽然苛刻了些，但是，大党内部允许小党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由于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的策略，是孙中山定下来的，所以，“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而鲍罗廷始终“默然”

经过商谈，5月9日，双方达成三点共设：（1）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包括蒋介石限制、排斥中共党员的行为以及“以蒋代汪”的局面；（2）鲍罗廷将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3）蒋介石答应继续聘请鲍罗廷担任高级顾问，并接受鲍罗廷提出的打击右派的意见。

蒋介石在回忆两人商谈整理党务案时这样说过：“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双方达成了八点协议。

这八项协议是：

（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共产党的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3）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充任；

（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5）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的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6）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的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系会议通过；

（7）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加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程度加以惩罚。

上述八项协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作出了让步，同时也抑制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意图。

6．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在向蒋介石作出让步的同时，却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他把中共广东区委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批评中国共产党不该采取退让的政策。还说192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后果。这些举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这就“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显而易见，鲍罗廷说这番话，其意图是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而他对蒋介石所作出的让步，却是“不得已和暂时的”。他还声明，这只是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