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太雷道出了鲍罗廷“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国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对于鲍罗廷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很反感。毛泽东一直不满意鲍罗廷的行为。中山舰事件后，他辞掉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农民运动。当毛泽东得知这一内情后，他责怪鲍罗廷“这个假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张国焘同样也感到不愉快，他回忆说，在5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人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张国焘透露实情。他向张国焘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张国焘非常不满，甚至准备提前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

大约在5月上旬，苏联提供的一批军事援助运抵广州。“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此时的鲍罗廷更是踌躇满志，“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在广州的部分中共党员强烈要求鲍罗廷把一部分武器送给中国共产党，以便对付蒋介石可能制造的分裂。张国焘还责问鲍罗廷，苏联政府既然可以将大批军火供应给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人和农民？“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他还对鲍罗廷说，你把目前的退让措施看作是暂时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甚至注重土地革命，但是，如果不给中国农民武器，这一切都“成了废话”。

然而，鲍罗廷拒绝了，他认为目前决不可能这样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作计议”。不仅如此，鲍罗廷还把“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扣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后来，斯大林批评陈独秀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其实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毫无疑问，鲍罗廷执行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张国焘曾询问鲍罗廷：“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而鲍罗廷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说：“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

5月14日，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鲍罗廷要求张国焘、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第二天就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界的传言很多，说中共要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闻甚表关切。所以，他希望中共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也就说不上赞成或者反对，而且还要向蒋介石讲清楚，中共始终维护两党合作，决不会公开反对国民党，如果第二天广州发生游行示威或者出现传单，这完全与中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