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起初只是寻求战后中苏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而没有料到莫斯科会不承认上述两项协定，企图“完全恢复1904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结果，国民党政府在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从6月3日他同彼得罗夫的谈话可以看出。蒋介石表示，凡是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的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给苏联以便，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他还声称，如果苏联能够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东北问题，那么，这将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他对彼得罗夫说，中苏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他请彼得罗夫转告莫斯科，中国政府希望同苏联政府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东铁路、旅顺口、大连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问题。国民政府愿意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条约，并且准备在互相谅解与合作的精神下解决所有问题。蒋介石还表示，中国政府决心废除不公平条约，以获得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希望苏联给予支持。

6月12日，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缔结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中有四项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享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间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对东三省主权完整的条件下，组建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保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从内容上看，这五项条件同雅尔塔协定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外蒙古问题上除继续强调维持现状外，还提出外蒙古“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彼得罗夫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些条件，苏联政府准备立即开始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没有当即答复。他仍然强调，“租借”一类的名义是“国家的耻辱”，不同意使用这种名义。他还说，中苏友好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果有“租借”一类的名义，就会“失去条约的原意”。

彼得罗夫并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后者还包括领事裁判权这类特权，而前者就没有。苏联如果租借旅顺，自然会规定租借的期限，而且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他还保证，苏联租借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