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批判吴晗、罗瑞卿、彭真，邓小平不能接受，这种反常的政治批判和置人于死地的做法，使经历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邓小平也感到难以理解。

然而，他同情罗瑞卿、彭真，却又无回天之力，只能采取回避的方式。后来，他回忆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

“艰难困苦，玉汝玉成。”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是曲折的。1966年至1976年，邓小平在“十年内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当中国刚刚从“大跃进”造成的巨大困难中恢复过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都呈现勃勃生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它犹如狂风暴雨，从天而降，打断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发展的逻辑产物。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指出，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这篇文章名曰评《海瑞罢官》，似乎矛头是对着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这一点，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更深层的目标，则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对于此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贼不打百日自招”。江青的这番话，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她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险恶用心。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起草和发表的内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来势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实目的，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均不知道。尽管如此，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试图把这场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并使运动尽可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他们的努力，曾经收到过一定的效果。

吴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尤其以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史研究中的突出造诣为史学界所称道。他不但埋头著书立说，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被誉为“民主斗士”，同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根据党组织的分工，他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在知识分子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新中国诞生后，吴晗担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工作之余，他常和邓小平在一起打桥牌，彼此熟悉，友谊深厚。邓小平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教授”。1965年，当吴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向邓小平反映此事后，邓小平说：“马连良主演的那个海瑞戏我看过，没啥子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邓小平还对彭真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随后，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么?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继续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