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吴晗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江青策划、张春桥主持、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出笼后，吴晗感受到了这是一篇有来头的文章。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暗藏在文章中的杀机令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感到不知所措，他在思想上的负担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愈走愈远……就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随即，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被调往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杨尚昆到广东以后，却被任命为某地委副书记；尚未来得及投入工作，又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5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发难，林彪的夫人叶群登台发言几个小时，无中生有地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政治诬陷。

林彪为什么要整倒罗瑞卿，事情要往前追溯才能说清。罗瑞卿和林彪本来是老战友。红军时代，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保证军团首长的安全。到了陕北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创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时，两人仍在一起工作，林彪任红大校长、抗大校长，罗瑞卿先后任红大教育长、抗大教育长和副校长。抗战爆发后，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上了前线，罗瑞卿留在延安主持抗大全盘工作。两人就此分手。以后，林彪因平型关大捷后被阎锡山军队误伤，回延安治疗期间，曾对罗瑞卿主持抗大工作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再往后，林彪赴苏联养伤，罗瑞卿出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上了前线。到了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期间，林彪和罗瑞卿才又经常见面了，并在中共七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在东北战场，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一个在华北战场，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天各一方，就难以见面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罗瑞卿曾找过林彪，要求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林彪表示同意。但因毛泽东已有意让罗瑞卿出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而未能成行。林彪为人阴鸷、寡言、性格内向、城府很深。罗瑞卿为人坦诚、热情、性格直爽、襟怀坦白。尽管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但在战争年代没有发生过什么隔阂、冲突。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需要一个精力充沛、办事果断、作风干练、雷厉风行、吃苦耐劳的得力助手，于是就向中央提议由罗瑞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协助自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林彪本来以为罗瑞卿是自己的老部下，又是自己向中央要来担任总参谋长的，自然会对自己百依百顺，一切都听自己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系列关系到军队建设、战略方针、工作重点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罗瑞卿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定的原则性，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就与林彪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罗瑞卿坚决不上林彪的贼船，已经成为林彪篡党夺权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于是，林彪就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要把罗瑞卿置于死地而后快。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1979年11月回忆说：“上海会议期间把罗瑞卿同志整下去，大家都莫名其妙。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去，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究竟告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当天晚上，毛主席就叫汪东兴派一个专车送叶群到上海，因为林彪在上海，然后就在上海开会……”

总之，久经政治风浪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和与会的领导干部，决不相信一贯忠心耿耿、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罗瑞卿会是林彪、叶群所说的那种“反党分子”。

而罗瑞卿本人，一开始也完全被蒙在鼓里，对林彪要整倒自己一无所知。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他正在云南勘察地形。

1965年12月11日，一架军用飞机从昆明机场腾空而起，飞往上海。飞机上坐着身负重任的罗瑞卿大将。

飞机在上海降落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与空军司令员正在等候。平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罗瑞卿，总是毕恭毕敬。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对罗夫人说：“我们空军大院只听三个人的话，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林总，一个就是总长。”“苏联人把斯大林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而这一次，吴法宪却态度大变，与以前判若两人，十分生硬地一个劲儿催罗瑞卿“快上车、快上车”。

到了住地，当罗瑞卿得知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叶群等人对他进行了无中生有的肆意诬陷以后，犹如听到晴天霹雳一般，一下子惊呆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昼夜操劳，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而不干工作，经常“养病”的林彪，竟然会下如此毒手。在上楼梯的时候，他连腿都迈不动了。被人扶上楼以后，罗瑞卿十分气愤地说：“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但是，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没有人听他的申辩。

后来，周恩来和邓小平奉命去与罗瑞卿谈话。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对夫人卓琳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周恩来与邓小平都心情沉重，一言未发。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卓琳与郝治平上楼后，只对郝治平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判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证据”之一便是说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期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总书记，对于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于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邓小平夫妇平时与罗瑞卿夫妇关系也十分融洽，而且邓小平说过，我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邓小平对林彪恶意诬陷罗瑞卿的所谓“材料”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邓小平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邓小平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邓小平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1966年4月8日，邓小平正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在西北地区视察工作。突然，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立即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抵京后才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又出问题了。

至于事情的起因，则是由于彭真不同意姚文元等人在上海《文汇报》上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理所当然地要查问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为什么不向北京市委打一个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批判彭真。

这种反常的政治批判和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做法，使在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几十年大风大浪的邓小平也很不理解。对于批判罗瑞卿，邓小平不能接受。批判彭真，邓小平同样不能接受。批判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邓小平也不能接受。长期以来，邓小平与彭真、罗瑞卿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在来临所造成的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邓小平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来。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在当时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邓小平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