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上和刘少奇顶起来了。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否定了，把责任推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邓小平的话义正词严，反映了当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会领导同志的共同心声，迎头痛击了康生、陈伯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江青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打招呼。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坚定地坚持党的正确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会议期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以后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据笔者研究，这可能是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时，有感而发，遂信笔写出，其中不乏激愤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许多传单和纪实文学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有的书中说是贴到了中南海的饭厅里）。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画了这样一幅画：毛泽东身着带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衣，站在一堵高墙边，手握一管正在滴着墨汁的毛笔，目视远方，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标题和虽不甚清晰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的内文。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给人们以深刻的视觉印象。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印制、复制，也给人们留下了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南海贴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这样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纪实报告中，写得更是言之凿凿。该书中犹如亲历目睹一般写道：“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的“大字报”，既没有用“大字”写出来，也没有贴在中南海，更没有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而是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印发给与会者的。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既使参加全会的与会者们极为震惊，也使他们感到极为困惑不解。这张大字报不仅把毛泽东与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向中央全会公开，实际上也等于向全党公开；而且把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关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并明确号召“炮打”这个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每一个与会者，都面临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众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异议，只能缄默或违心地表态拥护。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则在小组讨论会上，借阐述毛泽东的大字报，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攻击，以示“紧跟”。陶铸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顾了陶铸同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况：“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

会议期间，除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接受批判和诽谤，忍受各种信口雌黄的诬蔑和攻击以外，邓小平有时还必须到一些学校去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发，他曾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邓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这句话，表示了他们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邓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心存厌恶。有时，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伸张正义，说明一些被颠倒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8月2日，邓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于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在林彪集团策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当时，“二月兵变”这个无中生有的谣言出笼后，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不胫而走，弄得中华大地，无人不晓。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再组建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为此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进行过联系。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治委员刘绍文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戍区部队调整出一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住，不足部分搭帐篷和住靶场解决，并通知了联系过房子的学校。

此事到此为止，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