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要搞政变”，并言之凿凿地定名为“二月兵变”。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联想到北京卫戍区也到中国人民大学联系过借房子的事，又写了一张《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质问已经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后，这个“天方夜谭”式的“二月兵变”的谣言，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玄。这两张大字报被林彪、康生知道后，成为他们打击、诬陷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炮弹”。

7月27日晚，康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康生发了话，肯定有“二月兵变”这件事，事情便愈闹愈大。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顾自己已经身陷逆境，不顾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却不甘心阴谋被揭穿，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于是，各种震撼全国城乡的爆炸性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到处弥漫：什么“贺龙为了发动‘二月兵变’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什么“贺龙发动‘二月兵变’未遂，坐着飞机逃到苏联去了……”肆无忌惮的诽谤和恶毒的谣言交织在一起，使善良的人们一时真伪难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定》对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决定》还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哪些人犯什么性质的“错误”，才能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没有划出具体的判断标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下至工厂车间主任、农村生产队长、商店门市部经理，只要有人纠集一帮子人说他是“走资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斗，随便侮辱。而被批斗者却没有丝毫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有听任被批判和斗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期间，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亲切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城乡。

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来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显排除。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会选举时最初提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列顺序中，邓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是，这种名单排列顺序，却引起了江青的强烈反对。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在3个月前才刚刚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而中央设立“文革小组”时，仅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并没有赋予它更大的权力，以至能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为不满地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然干预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真是咄咄怪事！

于是，江青找到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时刚刚得势，踌躇满志，气焰正盛，对江青却不敢怠慢。两人不谋而合，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江共同合谋，改变了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字排到了邓小平的前边。这样，名单的排列顺序变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但江青对这个名单仍然很不满意，说：“‘老夫子’（指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成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据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回到毛家湾住地后，掩饰不住得意的心情，对工作人员说：“这次全会，我由原来的小六变成了老二”）在这次全会上，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特意写道：“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对林彪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确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