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天安门事件”(4)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作者:薛庆超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要求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华国锋还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江青于会议期间,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拉开架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放厥词,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

“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从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了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翻案、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的批评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愤怒地斥责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同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从此,“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了。

就在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诬蔑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章不点名(但实际上已经点了名)地攻击邓小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来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词,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报刊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邓小平,成为一种“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对于“四人帮”通过《评“三项指示为纲”》散布的歪理邪说,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反感。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为李宗仁先生归国作出了贡献,并与李宗仁先生一起归国的程思远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远说:“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有事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讲到这里,竟然热泪长流。

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诋毁全面整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胡说八道不屑一顾,但“四人帮”仍然全力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与《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毒汁四溅、暗藏杀机的黑文相呼应,接连抛出了一大批长篇理论文章。

3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2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同期的《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本报记者名义写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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