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阶段，华国锋也曾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了“三结合”，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为集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毛泽东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准备，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在长沙对华国锋谈过关于林彪的问题，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极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知道华国锋的名字，主要始于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家乡湖南的情况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老人”，是指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是过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当斯诺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因其中谈到中美关系和尼克松访华等极为敏感的国际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华国锋的名字亦开始被外国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后，国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几批内部文件，向党内外广大群众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即为其中之一。于是，中国人也从中知道了华国锋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组长。1973年5月，华国锋和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张春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虽然气急败坏，但是又无可奈何。联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非常愤恨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则《有感》，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重要决策的强烈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张春桥这样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样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丝毫也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丝毫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相反，他始终代表着“四人帮”的利益，为“四人帮”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四人帮”一边，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或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或直接指挥，对党和国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曾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被打断。然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逆民心而动，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冲淡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悲痛气氛。1976年1月13日，姚文元连续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他还指责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要求以后唁电版面要往后放。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举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划于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信口雌黄，伪造民意。

在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同一天，“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不去反映中国人民的悲痛心情，却又抛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孔丘之忧》的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中国人民诬蔑为“哭丧妇”。这篇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2月份，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针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矛头对着邓小平和在各个领域主持整顿工作负责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一时篇篇黑文犹如滔滔浊浪翻滚而来，大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升级”。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范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于2月25日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要求与会的领导干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针对当时与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批判邓小平很不理解，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来弯子等问题，华国锋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