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主持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内容后，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毛远新将这次会议向毛泽东报告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晚上9时30分，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殴打，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这种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早晨7时，姚文元便召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让他到人民大会堂，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撰写所谓的“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四人帮”镇压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制造借口，大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在“四人帮”的直接指使下，由姚文元一手策划指挥炮制的这篇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进行了肆意诬蔑。在这篇文章撰写过程中，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具体的策划。张春桥大放厥词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姚文元多次布置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去。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听了报告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

4月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的问题。

在谈到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毛泽东补充说：“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是：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个决议通过一个小时以后，立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全文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全文公布了这两个决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位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

“1976年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日子毛远新时常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之类的话。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毛主席正重病卧床。江青说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汇报后用红笔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

两个决议的发表，明确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作为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2岁，年事已高，身体日益衰弱，急于托付后事。1976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但没有提出提高华国锋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华国锋只能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代理国务院总理。这表明毛泽东对华国锋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考察和考验，才能最后下定决心。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的两个月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怎么指示，华国锋就怎样照办。这使毛泽东感到华国锋办事可靠，十分放心。在经历了三四月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形成决议以后，又提议在决议上增加“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这样，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虽然没有宣布，但却是在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而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已经成为毛泽东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国务院的第一把手。

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正式职务名称。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一直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在长达21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亲自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但刘少奇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整整10年，从来没有被毛泽东提议在中央副主席前边加上过“第一”两个字。

显然，毛泽东是希望通过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向国内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通过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引起人们对原来不太引人注目的华国锋的注意，迅速提高华国锋的威信，尽快巩固华国锋的地位，不断增强华国锋的声望，使华国锋具有法定的身份和特殊的地位。这样，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华国锋就能够顺利接班。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