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是器重的。虽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决议，标志着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又一次被排除了。但毛泽东对待邓小平始终是持留有余地的态度，以便使事物还可以有新的转化。毛泽东在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后，开始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由几位政治局委员对邓小平进行“批评、帮助”。继而，又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一直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在作出中共中央4月7日决议前，毛泽东仍提出，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表明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一致，但并不是反对自己，因此，他总是希望邓小平能够“改正错误”，在统一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基础上“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由于毛泽东在晚年始终未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一直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再加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歪曲事实，汇报假情况，上报种种经过他们肆意歪曲的假材料，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谁在实际工作中触及“文化大革命”这个“禁区”，谁就会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晚年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探索”、被认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在毛泽东看来，“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谁如果被认为是反对或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就必然会轻则受到批判，重则被彻底打倒。邓小平正是因为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实际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导致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命运。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力之争”，也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唯一存在于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要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一个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唯此而已。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把邓小平打成“全国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并对以天安门群众运动为中心的全国性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到处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收缴所谓“反动诗词”，逮捕参与过反对“四人帮”活动的人民群众。仅在北京市，截至6月17日，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的全力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000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共拘捕群众388人。至于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四人帮”除了借追查所谓“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大施淫威以外，还把魔爪伸进了军队。“四人帮”借清查天安门事件中的人和事，派出工作组进驻二炮领导机关。张春桥及其党羽在高级干部会上说：“二炮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迫二炮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令抓人。张春桥还质问二炮司令员：“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二炮司令员巧妙回答说：“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正当二炮司、政、后、技机关多数同志都在外地拉练，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和悼念仪式，大家回到北京后，趁清明节编送了花圈，表示隆重的悼念!清明节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祭祀日。”由于二炮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压力，保护了同志，使“四人帮”大为恼火。与此同时，二炮司令员于3月下旬在二炮通信部的一次讲话中，重申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和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的问题，重申仍要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要秘书拿来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继续学习。这件事被人反映上去，成了二炮司令员抵制“运动”、搞“复辟”的“罪证”，把二炮领导同志说成是“复辟势力”、“还乡团头子”，上上下下搞得乌烟瘴气，二炮领导同志也被批斗。由此，二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出现的新局面也急剧恶化起来。

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但是四五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亿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力量，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四五运动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将永远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载史册，永垂青史。

对于1976年春天清明节前后爆发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在1987年10月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就在“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甚嚣尘上之时，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领导干部，仍然表示了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坚决支持的态度。

1975年8月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老资格外交家王炳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态度，反映了老同志、老干部的普遍心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奉命举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王炳南在会上传达了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作了动员讲话。但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动员“批邓”，还不如说是为邓小平评功摆好。王炳南说，因为邓小平工作做得多，所以头上的“辫子”也多，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头发一样，很容易被人揪“辫子”。他还说，现在报纸上批判“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希望他再回来嘛！与会同志对王炳南语意双关的讲话心领神会，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在当时形势下顶风逆浪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然而，言为心声，不吐不快。即使会被人“抓小辫子”也要一吐为快，这就是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风骨。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虽然第二次被“四人帮”打倒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邓小平永远是打不倒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历史的发展虽然会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却犹如黄河九曲，终归大海一样，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