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粉碎“四人帮”，首先是集体的力量、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其次才是个人的作用。如果不提广大人民群众的贡献，不提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力量的作用，不提党和人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与“四人帮”的英勇抗争，片面强调个人因素，片面宣传个人作用，片面突出个人贡献，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上，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等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一批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另由适当人选担任。这次会议，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8月18日到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不少同志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4年，特别是这4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的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华国锋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不久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华国锋在过去4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8000人了。华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