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4)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作者:薛庆超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他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表示,希望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共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通过三项决议:

一、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三、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决议都只是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根据形势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先举行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预备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确总结建国32年来经验教训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5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会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是:

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中央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对于选择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该书提出:“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评价。

邓小平后来曾经强调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

胡耀邦自己对此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历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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