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那些一体化的决策更多的反映了管理的娴熟而不是敲竹杠的潜在可能性的变化。

进度表和平衡负荷的重要性以及工程密集性、劳动密集性变量的效应也强调有必要了解所研究的产业。虽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可能普遍存在，但影响其发生率的因素在不同产业间可能不一样。因此必须将案例研究与更为正式的实证分析相结合。

在政策水平上，成本估计表明，旨在改变组织安排的规章或者法规的变动很有意义。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法规使雇员向独立的合同工的方向的靠拢会使组织成本至少翻一番。该结果也可作为衡量优秀的垂直兼并遭到反垄断阻止的机会成本的基础。

然而，在衡量这些结果时，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当前的研究是依据相当特殊的产业中单个企业的少量观察资料来进行的。在建造业中对于内部组织成本的考虑中，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进度问题可能是一种不成比例的、非典型的因素。另外，在造船业中，生产的组织也可能受到政府抵御收购的法规(defenseacquisitionregulations)的影响(Masten，1984)。而且，由于仅具备内部组织成本的数据，估计内部成本及市场组织成本方程的任务主要依赖于一体化过程中的43份观察资料。

对于成本方程的估计也主要依赖于对内部组织成本的衡量。由于剔除了那些与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有系统性关联的重要成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结果是不全面的。因此，举例来讲，如果熟练工人的联合组织可部分取代管理组织或者如果与集体谈判相关的成本在雇员与管理层之间分摊，便会导致组织成本与人力资产专用性之间产生负面关联。在我们的数据中，这些成本(可能会表现为较高的雇员工资)和其他类似成本不会被作为一部分组织成本来衡量。

更一般地来说，要对此研究和之前对于一体化决策的研究中使用数据的质量作出限定。研究中的独立变量几乎都是定性的，而且并不十分准确的代表了实际起作用的变量。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人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数据的质量而不是理论的准确性。很明显，有必要改进这些代理变量并设立新的量化标准以便进行跨企业和跨行业的比较。

鉴于造船业的特点和数据的局限性，有人建议我们重新调整研究方向以提高对内部组织成本的本质和来源的认识，这有些操之过急。不过，在首次将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区别的尝试中，内部组织成本的重要性令人吃惊，这表明应扩大对一体化决策的分析以涵盖那些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组织成本变量。不幸的是，由于难以获取研究中所需的数据及数据类型，此时检验与实际行为相悖的假设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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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ErinandDavid，Schmittlein： IntegrationoftheSalesForce：AnEmpiricalExamination ReadJournalofEconomics385~95，1984

Clarkson，Kenneth，RogerMiller，andTimothyMuris： LiquidatedDamagesv Penalties：SenseorNonsense？ WisconsinLawReview，351~9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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