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谈政①

--政术·人言·用人及其他

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

--朱熹：《论治法》

昨日，高理文先生语我：“建设赣南，新猷初展，缅想前贤，遗规可寻。我们在搜求王阳明当年治赣的方略。”我以为国人谈政，喜“因”而不喜“革”。王阳明的治赣，还是偏于“因旧”的，不足为法，要谈政治改革，当从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镜。因尚论古人，漫谈新政。

一、几件史实及论辩

宋神宗熙宁元年（按：1068年）十一月，朝伤国用不足，诏学士议。……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按：汉朝）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

熙宁三年（按：1070年）二月，新法既行，物议沸腾；司马光投书王安石，极言新法之害，原书甚长，（凡三千余字）其要曰：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以上论养民不当讲求货利。）

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子之志乎？（以上论为政不当多所变更。）

当时，王安石答书道：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生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元丰三年（按：1080年）三月，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安石曰：“不闻。”

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三事，此是何理？”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顺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此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礼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为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彼议论必更纷纷矣。”

王船山《宋论》论神宗变法卷六，“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