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人言不足恤

（客）--反对王安石的，如司马光、程颐、韩琦、富弼……都是行笃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进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辅世养民之言，彼此的政见或不同，但这一类的人言，岂能说是不足恤吗？而且当时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谪，都反对王氏的新政呢？

（主）--历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议，欢喜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无怪王安石说是人言不足恤的。若是王安石做一个因袭旧制的太平宰相，过了三五年，还是一无成就，弄得物议沸腾，那就非理会那些人言不可。现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那就在实行之初，无论天下怎样汹汹，群言怎样嚣嚣，只能认为不足恤，依着原订计划做去，且做个三五年再说。蚩蚩者氓，总是难与谋始，可与观成的，子产初相郑国，国人欲得子产而杀之，过了三年，国人又只怕子产身后没人继承他的相业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评王安石的新政，既嫌过早，后来又意气用事，一笔抹煞新政的好处，自然更不成话了！

（客）--假如我们推行新政，对于社会上的“人言”“物议”，该取怎样态度呢？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群之间，难道没有一条通力合作的大路吗？

（主）--我说过了，“因”与“革”不同，要谈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时的人言物议了。何以呢？一场改革，就要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这就要引起千千万万的反对诽议。如清末废八股一事，我们看来，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没有了。可是康有为变法废八股，就有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反对他，自然人言嚣嚣物议纷纷了，难道说有了这些反议论就不必谈废八股了吗？现在谈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对，谈统制经济，商人及资本家一定反对，谈民权，绅士一定反对，没有不恤人言的决心，什么改革都行不通了。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通力合作的大路，我以为当由司马光这一方面来打开的。程明道晚年曾说，新政所以害民，半由于士君子这边不能帮着做的原故。朱熹说得好：“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王安石行新政，当无不能“无全利而无害底”。士君子这一边，不要闹意气，大家帮着做，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马光他们怪王安石“于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其实士君子们故意拆台，袖手观成败，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进之士呢？我有一门偏见，凡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改革，社会人士都该帮着去做；即自己所反对的，也应该帮着去做；“旧的”必须让路给“新的”，而且必须替“新的”去开路！

四、论用人及为政

（客）--无论怎么说，王安石的新政，总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确实的。语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用人却是要紧的。

（主）--前人所谓“用人”（任贤使能）问题，便是现在所谓“训练干部”问题。王安石所要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切中时务，应当去施行的。但要问得训练多少干部才可以顺利推行？那就得说一个很大的数目，说十万或二十万人，都不算多了。王氏对于推行新政，只有一个很好的理想，至于推行的进度，并没详细研究规定过。在施行以前，又没着手训练人才，所以推行起来，弄得一团糟，那是必然的。如青苗法，当他在鄞县执政时，成效很不错，推之于全国，反而病民害众，也就因没有健全的干部之故。

（客）--你看，怎样训练，才能得到健全的干部？王氏新政，都和财政有直接关系，怎样管理，才能使干部免于腐化？

（主）--我们还是尚论古人吧。古人也有以善于陶镕干部而完成其伟大事业的，前面说过的唐刘宴，即是成功之一例。刘宴任租庸使时，他选用了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他的鉴别甚精审，任用很审慎，非有才能的不用，权贵推荐的，每月养以厚薪而不使任职。他把部属，分为士吏两种，他说：“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乐进，则利重于名。”（用现代语说来，士相当于政务官，吏相当于事务官。）因此，“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他考核部属非常周密，“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他自己“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朴，室无媵婢。”当得起“勤敏”二字。他还有一点，比王安石精明，即是天下名士的口舌，无不被他所封锁，他能钳住反对者的喉舌！他所用的，如韩洄、元　、裴腆、李衡、包佶、庐征、李若初，都是经世之才，可以继承他的大业。也不至如王安石一样，用了一些“孜孜为利”的吏一流的人物，以致身后为小人所利用，使新政成为蠢政了。

（客）--王安石自奉也很俭薄、莅事也很勤敏，气量总嫌欠阔大些，又不免于察察为明，也不是做大事业的人。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谏曰：“为治有礼，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所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杨■所说的这一番话，也正是王安石的病痛！我看胸襟气度上，王安石大不如司马光多多！

（主）--你这话说得极好。做大事业的人，原要有阔大的胸襟和能容人的气度。林冲骂王伦说：“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量亦是作首领的必要条件之一。俗语说：“宰相肚里撑下船”，言其度量之大也。一个作首领的人，赏不能避仇，罚不能避亲，又要如宋江之流，见人说好话，送银子。行事如不得人的谅解，则毁谤集于一身，凡当大首领的人，当他的生时，都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如不是一个大量的人，恐怕随时都可气死。俗语说：“当家人是污水缸。”老子说：“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污水缸正是“受国之垢”者。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受国之垢，非大量人不能（用冯友兰语）。至于察察为明，好亲细务，也是一般做首领的人的通病。为政之道，我觉得庄子《天道篇》说得很好，他说：“夫帝王之德，……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上与下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络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下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冯友兰先生有一好譬喻：“做首领的人，譬如一个赶西洋式马车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车上，让马拉车走。他看那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那马走得快，晚上就多与它一点草料。他们做的事，只是如此。他用不着下车来帮马拉车。他若下车来帮马拉车，所加的力量也有限，而拉车的几个马，反因没人指导，而走乱了步骤，拉错了方向。……就拉车说，马是有为；赶车的人是无为。赶车的人坐在车上赶马，是‘用天下而有余’。他下车来帮马拉车，是为天下用而不足。”王安石所以不能如刘宴那样成功，看来不仅是胸襟不够阔大，其为政之道，也不免过于“有为”的缘故。司马光讥王安石爱好老子，而不能行老子之道，就他的急于求功效说，那倒是对的！

（客）--在根底上，你是主张“因”的呢？还是主张“革”的呢？

（主）--“因”和“革”，都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一个政治家，不过是顺时势而为之的“产婆”。此时，此地，却是要大刀阔斧来“革”的时势，所以“新的干部”是需要的，而为政的人的新气度，更是需要的！

1940年6月，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