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经国在上海会战时期，是否负指挥作战的实际工作，共方一进入上海，就以他为战斗对象，那是无疑的。在共方所公布的宽大政策之下，教育机关在充分保护之列；只有和军统有关的学校，到了那年夏天，都被解散、接收，或合并了。各学校被清除的教师、学生，依名单来看，也和当年青年军（或青年中学）有关。

总之，带着一点经国嫌疑的人，要算解放以后最先吃苦的了。他（经国）先前，总说以理论斗争理论，以组织斗争组织，他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希望，并无一个远景可以作为斗争的目标。他的组织，碰在共产党的组织上，以卵投石，一下就垮完了。他替那些工作人员准备着的武器，也很快地被发掘了。（见1949年10月间《上海新闻报》）

上海的失败，最重大的打击，还是在经济上--金元券注定了死亡，接着发行银元券，大量的银元也出来了。假使政府不颠三倒四的话，早在胜利之初，发行银元券，也许早成功了。等待上海易手，银元券的信用，就不容易建立了。

人民币初到上海，也不免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珍藏金银现货的心理，以及大囤积与小囤积的连锁关系，就把这信用本位的人民币贬值了，靠拆放过日子的人，依旧在利金上打滚。银元的黑市价格，就一直在涨。这情形也和金元券初期相差不远的。可是到了1948年年底，这恶性的膨胀逆势，突然挽回过来了，人民币的价值一直就稳定着。那些靠拆放为生的人，经过人民银行的全面作战，几乎全军覆灭。我们也不知道经国是否策动这场经济战，但在（共产党）中央的公布文字中，又表示了对经国的地下战斗的胜利。

不过，经国对中共的战斗尽管节节败退，而狂风暴雨，扫除了党政两个圈子里的顽固势力，替他开出了大路，却是转变为他的时代的好机会。K（孔）S（宋）的经济集团，几乎连最后的根据地都放弃掉了，连江浙财团都从香港转移到国外去。

政学系的巨头，黯然无色，一个被囚，一个静处香港，只有张群在台北，也是老骥伏枥，空有千里之志而已。CC的巨头，一面觉得天下指目，太对不起党国；一个（陈立夫）远居异国，一个（陈果夫）老死台中。那些天子门生，也是每战必败，抬不起头来。环顾蒋先生的四围，就只有这位李世民（指经国）可以图成一旅中兴天下的大计了。从经国本身说，这倒是一个创业立基的开头。

笔者上面已经说过，经国的性格是哈姆莱脱型，一种悲剧性的性格。他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知道时势的艰难。可是，他带着中国的旧传统，并没有脱开他父亲羁绊的勇气。他心头的苦闷，也和我们差不多。这便是他在台北的处境，他身居山明水秀之乡，月白风清之夕，每每万感中来，无端悲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