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在连上：杜绝组织的“败血症”

一方面缺乏对组织的基本责任感，无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常理，可以为一己之蝇头私利而置组织的全局、利益和前途于不顾，甚至发展为种种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在大权独揽时却又总是伺机将整个组织据为己有。——这种特殊的“组织行为”是任何组织都有可能遭遇的尴尬，也是组织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年的国民党就深受此害，而毛泽东却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古老的难题。

“组织败血症”的幽灵

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叫做“败血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继发感染，当细菌从身体的某个感染部位传入血流时，如果人的免疫系统未能阻止细菌的继续繁殖，就有发生败血症休克的危险。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生命的疾病。

组织中同样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败血症”，稍不留心就会终结组织的生命，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当年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其实质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无组织，无纪律，一方面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或采取调和折衷敷衍了事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爱背地里讲坏话，发牢骚，搬弄是非，制造纠纷。毛泽东为什么称之为“自由”主义呢？这里的“自由”一词，其内涵是“消极”、“自发”或“放任自流”的意思。

“军阀主义”的表现则看似相反：他们将组织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成员视做自己的“家奴”（当然不能在口头上这么称呼，却在制度与行动中体现）。

“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个人利益（而且是眼前的利益）极度膨胀、严重缺乏对组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不过是“组织败血症”的硬币之两面。只要条件变化，它们就会相互转换。“官僚主义”者一旦大权在握，并且具备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会产生将组织据为己有的冲动，最终演变为“军阀主义”；而“军阀主义”者则在不具备左右局面的能力时会无视组织的存亡，只图一己私利的满足，最终演变成为“官僚主义”。换而言之，在对组织的基本责任感和使命感沦丧之下，狭隘利己主义的冲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庸人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能人”则会成为“军阀主义”者。

在今天的企业中，“组织败血症”的幽灵也同样无处不在。

当然，由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美国GE公司的价值观中刺眼的名句“痛恨官僚主义”，使我们对存在于大中型企业中的 “官僚主义”并不陌生。

但是若想杜绝“官僚主义”却非易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能进行最大限度的预防或扼制。几乎所有伟大的长寿企业都曾有过感染官僚主义恶习的记录，甚至连IBM这样的企业也未能幸免。

IBM的第5任CEO郭士纳（Louis Gerstner）曾经在他的自传《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中回忆自己在1993年愚人节(4月1日)入主IBM时所看到的情景，“（IBM当时的）这种机制从总体上来说，不关心客户的需要，而只注重公司内部争权夺利。只要一声命令，公司的所有项目就会立即停止运营；官僚主义体系保护的是各自为政，而不是鼓励合作；而且管理团队也主要是主持工作而不是实际地去采取行动。IBM甚至还拥有自己全部的内部语言体系。”——郭士纳最终凭借非凡的才干将IBM这头蓝色大象训练成优秀的“舞蹈师”，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后话。

然而，如果说企业面临“军阀主义”的威胁，则会让人不知所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并有“上纲上线”之嫌：企业怎么会和“军阀”扯上关系了呢？

正如前文所述，“军阀主义”的本质是在个人私利极度膨胀下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沦丧；其基本表现为据组织的一切为己有。如果说企业“官僚主义”表现为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的话，那么企业“军阀主义”则表现为非法侵占企业资产。在国有企业内，“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僵化和窒息；而“军阀主义”则导致了“内部人控制”之下企业资产（往往是国有资产或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失。　　

据《财经时报》报道，2005年的第一个月，“截止到2月2日，今年（2005年——引注）已有11家上市公司的12名高管落马。事发高管案例中，大多是由于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由外部监管机构查出。”这12名落马的上市公司高管，堪称“企业军阀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同时，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揭示了“企业军阀主义”者在中国的必然命运：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32)原董事长蔡志祥、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000522)原董事长李益民因重大受贿案，目前，正被广州市检察院审查。

1月15日，东北高速 (600003)董事长张晓光涉嫌挪用公款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日，山东巨力 (000880)公告原董事长王清华涉嫌虚增利润骗取配股资格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