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企业在“影响”阶段与“领导”阶段的最大区别之一是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影响”阶段，企业可以选择自己作为“配角”的地位，因此所遵循或倡导的价值观可以是非主流的（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无异于为自己进入“领导”地位设置天然的障碍）。当然，这种非主流的价值观绝不可能是反道德的。一旦进入“领导”阶段，企业就别无选择地成为特定社会范围内的“主角”。作为社会的“主角”，企业只能选择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公德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否则，企业的“强者”形象就容易让人与“掠夺者”联系起来。

处于“领导”地位的沃尔玛，在进入中国后一直拒绝成立工会组织；其目的自然是减少人员成本上升（比如集体的加薪谈判）的可能性，以便能在与本土零售企业的竞争中继续保持成本领先的优势——和它所出售的商品之“低价格”形象一样，沃尔玛内普通员工的工资水平也同样低得出奇。姑且不说此举是否会因为违背中国法律而最终（不是现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遭到来自政府的制裁，仅从“领导”阶段的企业策略来讲，沃尔玛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拆自己的台，挖自己的墙角。因为此举显然会有碍于它尽快进入“主角”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自觉意识的提高，中国人身上那种贫困落后之国民所固有的重视物质大于精神的特征正在逐步发生逆转。到一定时候，即便是“价廉物美”的沃尔玛最终也会激怒中国消费者。这种情绪说不定什么时候爆发出来，就会让这家企业为它的霸道付出无法弥补的代价。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将越来越不愿与那些不令人尊敬的企业发生关系。或许沃尔玛总体上是令人尊敬的，或者说它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它的前述做法确实无法让人产生敬意。

最后，从“影响”阶段到“领导”阶段，企业就无法回避自己的“强者”形象。这种形象固然可以增加客户的信心，但是如果企业处理不当，“强者”的形象其实也是一种灾难。比如，如果企业在对客户的承诺、责任与诚信方面存在瑕疵，那么越是强大就越是令人反感——相对之下，一个脆弱的“恶人”与一个强大的“恶人”，如果只能二选其一的话，人们更愿意选谁呢？说得再夸张一些，对于有组织的黑恶势力（因为有组织，所以更强大）和无组织的小流氓，人们更反感谁呢？同样的道理，只有是正面的，企业的“强者”形象才有价值；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同时，“强者”的形象也意味着人们会对它更少一些宽容和同情，更多一些警惕和戒备，因此，它将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它的瑕疵也将更容易被夸大，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攻击。更可怕的是，人性中存在着一种挑战强者的“英雄”情结，而拥有“强者”形象的企业则最有可能成为这种情绪的牺牲品。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在肯德基出现的“苏丹红事件”，公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也是为什么微软的产品总会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