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的同志：所向披靡的剑锋

“同志”一词的来历及其久远。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为逃避兄长晋惠公的迫害而出亡19年。此间秦穆公曾把他招到秦国，欲以不辞而别的晋国人质太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系重耳之侄）之妻秦怀嬴等五名女子许之。重耳认为自己与太子圉之间有叔侄名分，至少也是“同姓”，纳其弃妻恐干碍伦理，欲辞不受。司空季子进言说，古人的“同姓”并非是同族，而是志同道合的人，“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意思是说古人不主张在“同姓”之间发生男女婚姻之事，原因是担心由此产生不敬，引发灾怨而葬送了志同道合的情谊；而重耳与太子圉虽名为叔侄，实为“道路之人”，算不上是“同姓”。因此，通过纳秦怀嬴等五女为妻与秦国联姻，“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8页）

季子的说法是否牵强附会我们不必在意，重要的是他非但第一次对“同志”一词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这个定义一直被沿用至今。

早在在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时，革命党及同盟会内部就已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曾于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并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有意思的是，“同志”这一称呼，到了蒋介石时代就逐渐淡出国民党的词典，代之以“弟兄”，或下级对上级的“长官”、“委座”、“军座”、“团座”，或者干脆和封建时代一样，为表示亲近而直呼对方的“字”。这种语言的变化似乎也折射出国民党自身向封建传统的某种微妙回归。

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同志”成为人们之间（除“敌我矛盾”者外）最常用、最无区别的称呼。在这个称谓的背后折射出共产党阵营坚如磐石的上下一心。《孙子兵法》所列的五种“知胜之道”中，第三种就是“上下同欲者胜”。这里的“欲”，是指人的需求或动机；“同欲”，则是指成员之间共同的利益或观念。同欲才能同德，同德才能同心，同心才能同志。

——当年的共产党人身上那种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正是对这一古老论断的时代注释。

忠诚的价值

提起“忠诚”一词，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奴才”对“主子”愚忠式的百依百顺，于是进而将封建愚忠直接看做是“忠诚”一词的全部内涵。

这种曲解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永远只在“奴才”与“主子”两种角色之间“二进位制”式的切换。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子”；一方面习惯于在“主子”面前摧眉折腰，另一方面却又在“奴才”面前威风八面。要么向前弯，要么向后仰，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似乎从来没有平等地挺直过腰杆。这种“二进位制”式的思维是封建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支柱，也是对人性的无情摧残。因此，这种“二进位制”之下演绎出来的“愚忠”思想也当然地以对人性的根本否定为前提。它所强调的是奴才对主子的无条件顺服。

文明进步的方向和结果是人性的不断解放。姑且不论这种带着强烈奴化色彩的愚忠思想是否有悖于历史的潮流，仅对组织的有效性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虽然至今仍有人误以为成员的愚忠有利于维护组织内的某种权威。

首先，这种封建式愚忠对人性的压制或扭曲显然不利于“人”对价值的创造。“创造价值”是组织存在的前提。如果不能创造某种特定的价值，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现代组织的生存法则要求成员能迅速对外界的挑战做出反应。普通成员作为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一个被否定了自主地位的“奴才”又如何在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胸怀“主人翁的责任感”呢？

最后，为实现成员的“愚忠”，往往离不开“愚民政策”；而愚民政策的结果是成员创造能力的萎缩。

因此，倡导愚忠的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年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们就是这种愚忠思想的最大倡导者和受害者。他们坚信只有“愚”才能“忠”，却没有认识到，人性之渴望被解放，如同草木之渴望阳光。因“愚”而致的“忠”非但不能长久，反而如同久蓄的洪水，一旦出现裂缝就会排山倒海。这就是为什么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弃暗投明”到共产党的怀抱，使新军阀们多年苦心构筑的“愚忠大堤”毁于一旦。这个“愚忠大堤”如此脆弱的原因在于，它企图以“奴才”否定自己的幸福、尊严甚至生命来成全“主子”的奢靡；这样的逻辑显然不敌人性觉悟的巨大力量。人性的觉醒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本书以为，作为人类共同美德的“忠诚”，从本质上讲，应该是效忠者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的忠诚，而不是奴才对主子似的顺服，因为人生而平等。而进一步的结论是：如果某个组织能成为特定人群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载体，那么，它就当之无愧为人们效忠的对象。为自己的私欲而剥夺他人权利的“剥削者”则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