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层次是尊重需求，即人格和尊严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

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能够在组织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兴趣、发挥其潜力、实现其理想、完善其自我。

马斯洛认为，这五个层次需求的满足是逐级而上的，即只有在满足了第一个层次的需求之后，第二个层次需求的满足才会发挥作用，以此类推。

然而，共产党在物资高度短缺的环境中，通过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来增强他们克服物质困难的信心、勇气和能力，这非但没有影响人们的归属感，反而增进了人们“团结就是胜利”的信念。这样的事实无疑证实了马斯洛思想的局限性。

与共产党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物资供应始终处于相对充足的状态（对士兵的生理需求满足程度远远高于共产党），但它却没有能因此改变自己岌岌可危和众叛亲离的处境，原因在于它对士兵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满足几乎为零。

通过下表不难看出，共产党当年尊重和满足人性的客观需求对于今天的企业在增强员工归属感方面，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需求层次 党史经验 企业借鉴

自我实现 大兴学习之风；帮助官兵实现进步和成长；授权；授予荣誉称号。 1.授权；2.安排有挑战性的工作；3.更多的晋升机会。

尊重 士兵在开会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朱德语） 1.及时的承认和褒奖；2.严肃工作职称的评定；3.赋予员工与其责任相对称的权利。

社会 官兵平等；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官兵生活在志同道合的阶级友爱之中；优待军人家属、努力安置残废和退伍军人，发动代耕及抚恤慰劳烈士家属。 1.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以增加员工自豪感；2.帮助员工克服家庭困难。

安全 废除旧军队的肉刑制度，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并实行一系列旨在保护士兵正当权益的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各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1.就业保障、外加福利；2.采取措施预防工伤事故；3.适度加薪。

生理 略

表8－1：共产党对不同需求层次的满足及其对企业的借鉴意义　

角色的变迁

从“指战员”到“称谓无总”

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各级人员都有着严格的官职称谓甚至是尊称，如“委座”（“委员长”的尊称）、“军座”（“军长”的尊称）、“师座”（“师长”的尊称），以此类推；它还沿袭封建军队的礼节，下级军官在上级面前自称“卑职”，对上级可统称“长官”；军官们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把下级官兵全称“兄弟们”或“弟兄们”。俨然一个老幼尊卑各得其所的封建大家族。如果因此以为这是他们在刻意营造“家”一样的友爱与温情，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封建家族更多的是意味着长辈对晚辈天然的控制权，也就是所谓的“族权”。

细心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在共产党军队里，士兵不再叫“士兵”，而是称做“战士”或“战斗员”，意为作战之士；军官不再称做“军官”，而是称做“指挥员”，意为指挥他人作战的人员；战士和指挥员合称“指战员”；所有人之间相互称做“同志”，意为志同道合的人。

这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吗？当然不是。共产党倡导的这些称谓的背后，至少“隐藏”着三个耐人寻味的含义：第一，强调平等意识。人们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高低之别。第二，维系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是共同的事业和追求——因为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第三，　最大限度地消除封建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国”是“家”的扩大化，“家”是“国”基本元素，因此，维系封建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都会归结到“血缘”的概念之下。共产党的称谓正是在刻意回避这种封建式的思维。

强调人格的平等是成就“主人翁意识”的必要条件。只有“主人翁”才会自觉主动地承担风险和责任，才会尽心尽力地奉献和义无反顾地牺牲；只有挺胸抬头的“主人翁”，才能有人性的解放与人格的张扬，也才能有从容与创造的气质。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强制性”推行内部人员之间的“平等意识”。在这种平等意识之下，管理人员的职位高低，不仅仅意味着权力的大小；同时还意味着对任何制度或理念的“以身作则”的义务。

比如联想的“称谓无总”和“开会迟到即罚站”。

联想也曾经像所有企业一样称呼各级领导为“总”。可能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各级各类的“总”太多容易混淆身份与视听，也有可能是刻意推倒横亘在人们中间森严的“等级隔离墙”，总之从1999年开始，公司的总裁室就做出决定，公司内一律不得再称“总”。为了推动这项“运动”，他们给总裁室每位领导起了若干可选的称谓。比如对杨元庆，可以叫元庆、老杨、杨先生等等。甚至为了强制推行，总裁室全体人员连续一周，每天在上班时间站在门口，每个人脖子上挂块牌子。杨元庆的牌子上写着：“你好，请叫我元庆”。每来一位员工他们都要上前握手，让对方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