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明晰的方向感还能引导成员的注意力投向有利于组织实现目标的方向上来。

正如共产党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方向感会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战胜困难的信心，大大增强他们对逆境的心理承受能力。反之，如果没有方向感，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人产生沮丧情绪，这种情绪甚至会迅速演变成为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同上，第171页）

方向感的建立是持续努力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中，“如何为广大官兵建立方向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毛泽东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使这一工作制度化；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的落实，才使得革命军队“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毛泽东语）。

归　属　感

对“归属感”的诉求同样是人的天性使然。弗罗姆曾对此做了比较准确的阐述，他指出，“由生理条件所决定的需求并不是人性中唯一具有强制性的需求。还有着另一种也具有强制性的需求，它并不深植于肉体的过程中，但却也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和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逃避孤独的需求。感到完全的孤独会导致精神失常，正像身体的饥饿会导致死亡一样。这种同他人发生关系，不等于就是身体上的接触。某个人虽然在身体方面，已多年与外界不发生关系，但仍有可能同观念、价值，或至少同社会形态发生关系，这些东西给予他一种交流（communion）和‘归属’（belonging）的感觉。反之，某个人即使生活在众人之中，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居于密室而信仰上帝的僧侣，身陷囹圄而又觉得自己的同志就在身边的政治犯，在精神上就不孤独。”（埃里希·弗罗姆著《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以至于“现代人为之而拼命奋斗的那个‘自我’是社会的自我。别人希望他在这一社会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客观社会的功能。”“竭力维护自我似乎就是现代人的主要特征，但实际上，现代人的自我无论在其意志还是理性方面，已大大削弱和缩小了，在总体的自我中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总体人格中的其他部分都被排挤出去了。”（同上，第158页）

至少在现代社会中，人性对于“归属感”的诉求远远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如同人的呼吸一样，它是正常人的精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近些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邪教猖獗的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对归属感的渴望；不过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人性的诉求屡屡遭到精神骗子的残害。

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一只干渴难耐而又求水无门的山羊遇到了一只不慎掉入猎人陷阱的狼，狼骗山羊说自己呆的深坑里有甘泉，将信将疑的山羊不敢轻易放弃这个可能的机会，只好跳了下去。当山羊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一切都来不及了。狼再次骗它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山羊帮助它逃出去，然后再想办法来救山羊。别无选择的山羊只好用尽全力把狼顶到地面。然而、狼却在得救之后对山羊进行了一番嘲笑，然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山羊只有等待着猎人的屠刀。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性中如影随形的孤独感，同时也使归属感成为人性的基本诉求。当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与物质上的贫困交织在一起时，人就陷入了无处藏身的绝境。然而，越是在这种绝境中，人对归属感的渴望就越是强烈，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只有置身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发现自我拯救的希望，才能缓解内心深处焦灼的孤独和无助。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是陷入了这种精神孤独与物质贫困交织的双重绝境之中。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寿终正寝的封建王朝一样，已经注定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形形色色的“新文化”萌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替代旧文明的程度；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和强虏入侵将中华民族推入水深火热的生存绝境之中。

共产党的诞生第一次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在宗教中对神的皈依，因为宗教本质上只是一种“精神的鸦片”。在共产党提供的归属感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造现实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努力不是教徒式的自我修炼，而是通过个体汇集到组织活动中来发挥出群体的伟大力量。

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官兵平等和军民平等）足以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尊重并满足人性的客观需求是归属感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决定人的行为动机，他把人的需求划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生理需求，它包括维持生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求，如衣、食、住、行、性等。

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求，指免除危险和威胁的各种需求。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需求，包括和家人、朋友、同事、上司等保持着友好和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某个特定组织接纳为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