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觅食者”们总会在“高效”、“务实”等等一系列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之下，使组织不知不觉地患上官僚主义式的“败血症”（详见本书第三章）。

奉行觅食式生存的组织通常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发展。

首先，交易型的人际取向使得组织只会招募和重视那些具备现实价值的成员，并总会利用双方在信息和权力两方面的不对称，尽量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成员最高的投入。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做法非但不能如愿以偿，而且也会导致成员流动率高居不下——成员流动率过高所导致的隐性成本（比如经验成本）远远高于靠玩弄小聪明榨取的有限利益。

其次，觅食式生存对组织能力等内部因素（内因）的忽视，往往会派生出对人的潜力的忽视，更不会在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投入太多的资源。

再次，觅食式生存会让组织永远处于迷茫和焦虑之中，这种状态本身并不利于吸引和留住真正有价值的人才。

最后，“觅食”往往意味着“夺食”，不仅仅从外部夺食，也自发地从内部夺食。从内部夺食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侵害成员的正当权益，比如企业克扣员工的报酬、当年的国民党政府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

更重要的是，在觅食式生存的组织中，信任与信用永远如同镜中月和水中花一般可望而不可即。没有基本的信用基础，就永远不可能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源发展的环境。总而言之，觅食式生存非但会事与愿违地导致人力资源成本过高，还会加速其枯竭。

因此“觅食”的过程似乎并不等同于组织成长的过程——无论是否觅得“食物”或觅得多少“食物”，在觅食过程中都不会形成相应的组织能力。也就是说，奉行觅食式生存的组织的存续时间无论长短都与组织能力无关。运气好的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存续之后，它可能会积余一些觅得的“食物”，但仅此而已。这样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除了侥幸觅得的“食物”之外（甚至根本就没有觅得“食物”）就一无所有——并没有在组织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没有生命力的组织是脆弱的。

第一代创业者之所以在后来的时代浪潮中迅速落伍，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在“觅食”式的创业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组织能力，尤其是没有也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穹宇。历史性的机遇使他们轻易觅得了丰盛的“食物”，但是也仅仅是这些“食物”而已。由于组织能力的匮乏，使得他们最后连这些“食物”也没有能保得住。

远见过人的万科深谙其中之道。为了避免使自己不小心陷入觅食式生存的陷阱，它甚至提出不追求超额利润的思路。多年的实践使它悟出来这样一个道理：怎么投机赚来的钱，怎么赔进去。据说万科早年做贸易都是100%甚至200%的利润率，但一年做下来却常常是亏损的，到1993年时整个贸易业务利润累积起来竟然是个负数。王石曾经说：“万科提出高于25%的利润不做，就是因为万科靠贸易起家，切身感到暴利终将转向社会平均利润率，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建立在超额利润率的基础之上。”

在许多企业对超额利润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梦寐以求的时候，万科却避之唯恐不及。或许这正是万科之所以是万科的缘故，也同样是更多的企业难逃“短命”厄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这个世界上，最脆弱者莫过于物质，最顽强者莫过于精神。

如果一个组织没有以精神穹宇为核心的组织能力，那么无论一时能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都终将会在某一次重大挫折之后一蹶不振；然而，由于“觅食者”的本性使然，这样的组织却又几乎无法避免在某一时期遭遇毁灭性挫折。

如果组织仅仅热衷于“觅食”而忽视组织能力的建设，那么，无论它觅得多少“食物”，无论上看上去多么的强大辉煌（更何况外强中干），都不可能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一经出现重大失误或者外部环境的骤变，它就可能忽焉而亡。

这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短命”的根源之所在。

井冈山的启示

1927年9月，毛泽东率不足1000人的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到1933年秋的鼎盛时期，中央苏区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共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人口453万；面积约万平方公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8万多人。

井冈山的创业所取得的成就，为共产党最终战胜重重困难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二是找到了正确的事业发展道路；三是形成了足以支持其使命的基本组织能力。没有这三个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决然不可能克服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种种劫难，也决然不可能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得到长足发展，更不可能在短短3年的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和排山倒海的气势摧枯拉朽般地击溃国民党政权。

生 存 大 计

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源（生存物资）是任何组织在创立之初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