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他准备在总结会上着重讲一讲实事求是的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他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他的讲话稿里。邓小平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而且外贸部门和管理部门，甚至连我们的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61〕

在真理标准争论的关键时刻，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5月29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仍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他明确提出，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的通篇讲话，根本没有提实事求是。相比之下，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称赞韦国清的报告很好，它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他号召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62〕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标题写得很长，虽然也提到了华国锋，但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30日报道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也只是说他们在会上“作重要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并且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曾涛、杨西光参加了会议，据这两位当事人的现场记录，这位副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他说，党报要讲党性，《红旗》杂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他们“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么！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写的，有的是党校写的，有的是组织部写的。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认为，有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人民日报》对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新闻报道“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是，“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他提醒说，要注意特约评论员文章，“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有篇讲青年人的，没有讲清楚。有篇讲老干部的，也没有讲清楚。他对这些文章“不经过宣传部”，直接“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上那样搞”感到很不满意，强调今后“要注意”。他特意提到4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信，认为信中的一些提法有问题，而“报社的评语捧得那么高”。文章说年轻人在错误路线干扰时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没有什么窍门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发生。“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他对此表示非常不满。“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这期《红旗》杂志那篇讲干部政策的文章，有气，不好。《红旗》杂志是理论刊物，这篇文章不是理论文章，没有什么理论，为什么要登第一篇？为什么要带一个头？是谁写的？”他还告诉与会者：“我对胡耀邦同志说，政治路线犯了错误，我们负不起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乌兰夫，第三是平化。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是我，第二是你负责。”〔63〕

其实，这封信是胡耀邦以老干部的名义写给年轻人的。信写得很平常，只是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谈谈如何做好年轻人的工作。不过，信中强调了要注重实践的作用。胡耀邦在信中说，有些青年人，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使他们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经常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使自己成熟起来。”

信中还说，有些青年人，“不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哲学上叫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想象的方法来幻想我们的社会（在哲学上叫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幻想总是十分美妙的。一碰到实际问题，特别是某些阴暗的东西，幻想就破灭了。”这位老干部建议，要经常对青年人作具体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写什么又长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且凭借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的青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怎么使青年对政治学习发生兴趣，怎么使青年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感到易懂，怎么使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同本单位和自己头脑中的小道理联系起来，一通百通，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楚，留给你们，通过你们的实践去解决吧。”〔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