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52〕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53〕

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这位负责人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54〕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55〕

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严重曲解”。他直言不讳地在书中写道：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外界反应如此之快，而且反对之声如此之强烈，也确实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但这也“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56〕

那么，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几个月后，他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57〕

这个电话，被看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甚至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4天之后，《红旗》杂志新上任的总编辑，当着杂志社核心小组成员的面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据当事人说，那简直就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理论争论那样的你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第一，时间很快，从公开发表文章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帽子很大，那是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那时“公安六条”还没有废除，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的讲理，而是一种判决。〔58〕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说：“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59〕他声称，我们要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当天，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说，对于这篇文章，据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好。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在小范围内可以议一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但他又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是定论，要提高辨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是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一是“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应该提“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是华国锋说的。二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他主张提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因为这是毛泽东说的。

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作怪，他告诉胡乔木，有人对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邓小平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还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果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从实际出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