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为标志,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早在“八七”会议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
到1928年初,关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当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故准备把党的六大转到莫斯科召开,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要启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过开会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了一种错误倾向:自“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达44人,占52%强;农民代表6人,占7%;知识分子代表34人,占41%。
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连,经哈尔滨,在满洲里下车,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5月初,李立三率领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数最多的,江苏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发,经过上海、大连、长春抵达哈尔滨时,周恩来、邓颖超早已在哈尔滨等待。由于周恩来途经大连时,被日本人跟踪,被迫把去与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不得不在哈尔滨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才与李立三一同去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留守党中央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秘书长是邓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来访时谈道:“党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亲自参加领导这次会议。我们的《决议》都经斯大林看过。这次会议,斯大林曾找我们谈过三天半。”(注:其中一次长达14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自述》中有较详细记载。李立三写道:
六大开幕的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来找我们,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苦口婆心地让我们理解盲动主义错在哪里。他说,所有运动中都有涨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样既有高潮、也有低潮。自从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以来,中国革命已开始退潮。蒋介石的叛变和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叛变是对革命工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而广州起义已是革命退却中的一次后卫战。中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定会在近期出现,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重大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到新的高潮,我们还处于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强调说,不善于冷静地分析形势、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素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适当地进攻,也善于适当地退却,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善于改变斗争的战术、口号及方式。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武装起义的口号应改为争取群众的口号,以便积蓄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强调指出,不能把起义当成游戏,拿起义作游戏定会害死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应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因为这是有害于革命的;应坚决反对强制性罢工,只有说服群众相信党所引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之后才能领导运动。最后,斯大林同志谈到党内形势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也不要忽视右倾的危险、忽视机会主义残余的重新抬头。只有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为了成功地领导革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几十名真正的理论家,善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实施马列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