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终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王若飞、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工作，每会必到，代表共产国际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还是布哈林在六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讲稿和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开幕。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庄园，叫做“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

大会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组成主席团，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李立三还参加了大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一些决议。

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李立三就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发言：“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看形势，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它超过它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中国几百年来便有不断的农民暴动，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7月1日，李立三向大会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这是六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问题，地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彻底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关系。李立三的报告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改变了原来“没收大地主土地”或“没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确的提法。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如何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要站在贫农一边，不能对富农让步。

7月1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李立三经过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党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中共六大时期，“他被认为有可能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道路上来的领导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苏共高级的待遇，斯大林曾经三次与李立三会晤（其中有一次单独会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选到政治局里来。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

周恩来曾经说：“六大会上，是有‘山头’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立。”

六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就有21人。

大会选出中委及候补中委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