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国际上，美国屯兵台湾，封锁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亡我之心不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当局，给我们施加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企图迫我就范。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回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同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项。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停工或中断，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进而逼我还债，更是雪上加霜。在国内，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左”的思潮发展，狠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造成人人自危；“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大危机。

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把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重新恢复起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各个大区的派出机构。相继任命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柯庆施、陶铸、李井泉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第一书记。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祝贺各中央局成立时说：中央局的任务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六个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打不烂的独立经济体系。

在此形势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业部、交通部和财贸部撤销，把3个部的干部调往新组建的几个中央局。当时，中央决定，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林铁任第二书记，乌兰夫任第三书记，李立三、刘仁、陶鲁笳、解学恭、苏谦益任书记处书记、张邦英任候补书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当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煤炭、木材、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进行。那时，山西煤炭的生产与调配是全国的重中之重，因此，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山西解决困难，调劳力，增拨粮食、白酒，保证井下工人的物资供应。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全会。

之一、组织大同煤矿工作团

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全会的精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身为华北局分管工业的书记，李立三首先组织了一个有华北局、中央林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的庞大的林业工作团，由华北局计委副主任刘玉柱带领，前往大兴安岭林区狠抓木材生产。接着又组织了赴开滦和峰峰两个煤炭工作组。1月24日，李雪峰在华北局召开的京、津、太原三市汇报会上说：工业企业的十二条怎么搞法，要有一个组织，华北局由李立三、苏谦益、刘星、张铁夫、郭春原、刘莱夫、黄文、瞿英等组成，同时，京、津各指定一人参加。李立三在参加完全会几天后于1月25日亲自到大同，组织起有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煤炭部、山西省委和大同市委60多人参加的大同煤矿联合工作团。其任务是：把因放“卫星”而伤了元气的煤炭生产抓上去，同时为参加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同）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准备。为此，他于1月、3月、4月先后3次到大同。他不顾旅途疲劳，总是一下火车就开始工作，无论白天、晚上，一天三班，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脚迹走遍矿务局各个角落。对来自工作团成员多次劝他适当注意休息的建议，均不采纳。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严厉谴责了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恶劣作风；他不听劝阻、不顾安危，两次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去看望战斗在第一线的挖煤工；他事先不打招呼多次直接到工人食堂去排队买饭吃，以了解工人食堂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工人宿舍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他提出要把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为此，他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打电话，给矿工调拨莜面和牛、羊下水；要求矿党委作出决定限期解决工人喝开水、洗澡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团委书记王德总结宿舍工作的经验；他到职工医院看望伤病员；到老白洞煤矿视察瓦斯爆炸现场，亲笔为死难烈士写了长篇悼词，反复强调“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为解决井下工人不安心在井下工作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实行义务轮换工制度的设想。他反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多劳、多吃、多得、多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提出在目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习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班组、个人，奖励实物、奖励优待购物券。他主张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给高薪，实行技术赎买，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科学，不能单凭热情办事，要认真吸取过去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的教训，一定要加强企业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吃苦头。以上这些思想，在后来起草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中都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