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由毛泽东发动的，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开始时，人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文化战线的事情，多数人并不在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远远超过了“文化战线”，涉及了更多的领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这时，李立三正在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搞“四清”，而作为秘书的我则在河北省北半部的宣化县姚家营公社西深沟大队搞“四清”。我们各处一方、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6月下旬，北京的运动日趋高涨，中共中央华北局正在“前门饭店”召开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为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会议集中对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修正主义错误”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里通外国”的“叛国罪行”进行清算。当时华北局正面临着接管北京、改组内蒙的重任，不得不紧急调兵遣将。于是我们这批在农村搞“四清”的干部就被作为“备用干部”抽回北京待命。

6月20日左右，我们在宣化搞“四清”的人接到华北局机关的通知，要我们全部立即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我在6月24日回到北京。我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他，他把华北局正在前门饭店召开的会议情况简单地向我介绍说，乌兰夫有严重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很大，华北局要调一大批干部去内蒙，你也要去。从此，我在思想上作好了去内蒙的准备，开始参加前门饭店会议上的一些活动。等会议结束后抽调去内蒙的工作组20多人，经过短暂组织准备后，于7月底到达呼和浩特。哪知一个多月后，我又被调回李立三身边继续做他的秘书。就在8月6日我回到李立三那里时，见证了李立三开始遭难的第一个“信号”。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从复兴门外原中央工业部宿舍骑自行车到东单北极阁三条一号李立三家中我原来的办公室。刚一坐下，李立三就从他的房间走过来。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就对我说，“中央已经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随即把一页用钢笔写的一句话书面通知交给我看。

立三同志：

根据雪峰同志口头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李立三接着深沉地说：“中央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说明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有错误。办公厅通知我，××不适合做秘书工作，要给我换秘书。我考虑这一段主要是你同我在一起工作，了解这一段情况，还是请你回来好，希望你能帮助我回忆和清算这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你看好不好？”

我问：“中央有领导同志跟你谈过话没有？什么原因？”

李立三说：“接到华北局通知第二天（6月6日）起，我曾经多次给李雪峰和华北局书记处写信，要求谈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找我谈话。”

一个在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并曾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被“罢”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