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晚，我陪同李立三夫妇先去青岛，住居庸关路10号别墅，目的是在那里等候他的两个孩子的到来。8月初，英娜、雅兰放暑假后到达青岛，适逢8月5日发生了美国轰炸越南的北部湾事件，国际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李立三滞留青岛，未再前行，8月28日返回北京。

回北京后，李立三又要我向公安局外侨科询问，回答说已转报公安部了，还没有得到公安部的批准。李立三感到不安，怕发生变故，9月7日，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再次向老朋友求助。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同志：

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指示。

李莎于七月二十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写了申请书，请求加入中国国籍。据说，市公安局已向公安部请示，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定的答复。现将李莎的申请书抄上一份，请你考虑，可否通知有关机关，早一点审查和解决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问题。望示知。

敬礼!

李立三

(1964年)九月七日

给陈毅的信送出不久，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的通知，要我去那里为李莎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正式手续。从此，李莎就正式成为中国公民。

但是，在办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时，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科还是不收李莎的苏联护照。我把护照带回向李立三作了汇报，他要我放在保险柜里。

1966年6月底，我从河北省宣化县搞“四清”工作的农村回到北京。代理我工作的梁柱对我说，前两天李立三还说要打长途电话叫你回来，现在你回来了正好。我见到李立三时，他说，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反映，李莎虽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但她的苏联护照还没有交，而且还拿出去使用。意思是说，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是假的。李立三要我为他作证：（1）李莎要交出护照，是市公安局不收；（2）在加入中国国籍后，李莎的护照一直在我的保险柜里，没有拿出去使用过。我把护照从保险柜取出后，李立三对我和梁柱说：再保存这个护照没有什么用处了，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他提出，由我们三个人当面把护照销毁，然后共同写出一个书面证明给外语学院。当时，我不同意这样做，主张把护照送到外语学院党委去，放在李莎的人事档案里。大家都同意这样办。

第二天，我同李莎一起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找到俄语系党总支负责人，向她说明了护照没有交出和保管的情况。那位女同志说，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没有再问护照的事情，把护照收下了。护照风波得以平息。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李莎虽然办理了加入中国国籍的一切合法手续，已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中国人了，却永远也改变不了她是俄罗斯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的身份。在形而上学十分猖獗的年代，李立三始终没有能够逃脱由于他与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生活所带来的厄运。